虽然这些铜钱都已经不可避免的生锈变绿、变黑了。
但是这背平素，面有外轮之形制的半两钱，一眼就能认出是汉半两！
准确的说，是靠史料无法确定到底是谁铸的汉四铢半两！
西汉半两有很多种的，前前后后铸行过五次。
有刘邦铸的，重不到一铢，但是却厚着脸皮说这是半两的【榆荚半两】。
也有吕后为了拯救被刘邦乱发钱币而搞崩的币制，铸造的八铢钱和五分钱。
还有汉昭帝刘弗陵不知道怎么想的，拿铁铸造的铁质半两。
再加上这不知道到底是铸造的四铢半两。
五种西汉前期的货币，在币面上全都是刻的“半两”二字。
但是前四种都能确定是谁主导铸造的，只有最后这种四铢半两，在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现在，这个争论终于可以停歇了。
拿着一枚泛着绿锈色的四铢半两，孔建文摩挲着这枚铜币，感受着青铜那特别的质感，感叹道：“既然可以确定这座168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三年。”
“那这四铢半两到底是谁铸造的，也同样可以确定了。”
“必然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记载的汉文帝五年铸四铢钱为真。”
“这也代表着，汉武帝三铢钱二度铸行论，和教科书上汉武帝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的事，都是错的，要全部修改了。”
“想来，班固应该是在写《汉书·武帝纪》的时候，将“建元五年春二月行三铢钱”，写成了建元元年，这才导致了后面的记载全都乱掉了。”
“正确的历史应该是汉文帝五年开始铸造四铢半两使用，到汉武帝建元五年，汉武帝改铸三铢钱。”
“最后到元狩五年，汉武帝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
“如此才逻辑合理且通顺。”
“在那个出门全靠走，找人全靠吼的年代，一切中央政策的实施都是缓慢的。”
“一套币制至少也需要十几年的反馈，才会进行大的更改，不可能像后世记载的那样，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和元狩五年两年间多次更改币制。”
“一年时间，都还不够把币铸造出来大规模发行呢，怎么可能就又改币制。”
“皇帝都不敢如此朝令夕改的！”
孔建文哈哈一笑，有些调侃意味的对陈翰和苏飒说道：“可以啊，小陈、小苏，你俩这个发现，可以说是改写了历史教科书的重大发现啊！”
“从今以后，历史书里关于汉武帝币制改革的记载和教材，都会因为你们今天的这个发现而更改咯！”
“你们老师我，干了这么多年考古，都还没有过推翻历史记载的考古大发现呢！”
陈翰挠了挠头，憨憨一乐：“我也没想到一切会这么顺利，恰好发现了汉半两，恰好这座墓的墓主人确定是汉文帝时期的人。”
“一个困扰历史学界两千年的问题，就这么轻松被解决了。”
孔建文欣慰的点点头：“虽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不得不说，干考古真的是一件很看运气的事情。”
“小陈，看来你的运气非常好啊。”
陈翰笑的更加开心了。
以下为章节外扩充读物，可看可不看，不影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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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寿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此后“有司言三铢钱轻，更请郡国铸五铢钱”。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三铢钱铸行时间作了相当明白的记述。
可是，班固在写《汉书·武帝纪》时，不慎写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把“孝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误写成“建元元年（前 140）”行三铢钱。
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余年，而只有三十余年了。
班固还未注意到《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分”为“铢”之误）”的记述，在《武帝纪》中参入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
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汉书》以“三铢—半两—五铢”的继承关系与《史记》“半两—三铢—五铢”的继承关系不合，因此，写《前汉纪》时，在班固认为建园园年“行三铢钱”、五年“行半两钱”的错误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五年“行五铢钱”。
错上加错地形成“三铢钱二度铸行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