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时候，王静辉和往常一样给这些孩子讲课，而苏轼由于得知妻子王弗身体有病后，便没了这个心思而被他早早的劝回去陪伴王弗去了。这些孩子除了徐氏李管事的儿子李慎是个超级天才外，其他的孩子也是王静辉在他所收养的孤儿当中经过严格选拔出来的好料子。虽然按照二十一世纪的教育观点这些孩子的底子和知识结构远远称不上扎实，但王静辉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毕竟这个时代不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崇尚科学，在周围各位儒家经典的包围下，他能够教授孩子们数学、物理、医学知识已经很不容易了。
王静辉写的《数论》已经完工，而讲述物理知识的《物论》尽管还在写作中，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将《物论》前三卷拿出来给孩子们当教材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已经准备《数论》的排版工作了，出于这类书籍并非是热门，所以王静辉自开印刷作坊头一回准备亏本儿印书，如果卖不出，他就将这些书籍全部弄进他正在修建中的图书馆里面去供有兴趣的人免费阅读。
无论在中国历史上那个朝代，读书人能够通过科举而谋份出身的人毕竟属于极少数的，不过由于宋朝皇帝对医学的偏爱，使得读书人在走不通科举之路的时候，多数顺便就转行学医做郎中了。这么庞大的基数使得有宋一朝名医辈出，医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王静辉创立的华英书院也把医学作为必修科目。
因为就读华英书院的学生主要都是贫家子弟，而王静辉也不能供他们考一辈子科举，在王静辉的计划中，这里便是培养他所需要的科学人才的摇篮。不过他现在也不能把《数论》和《物论》堂而皇之的搬上华英书院的讲坛，一方面没有合适的老师，另外一方面这样做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在那些正统的儒家学者眼中，“科学”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出人头地唯有孔孟之道。王静辉在这些孩子中先进行前期的准备，然后在华英书院中实行，继而向整个大宋社会渗透，并且用自己的“发家史”来传达这么一个消息：如果你学习科学并且精深此道的话，那明天的大宋百万俱乐部中将会有你的一席……
学生提问的问题虽多，但这些问题对于王静辉来说还是小儿科的水平，何况教科书便是他写的，哪有被难倒的道理？所以他在一边回答学生提问的时候，还有时间在那里yy幻想怎么来不动声色的动摇儒家根基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呐。
正当王静辉在学生的提问中幻想大宋的明天的时候，管家王福又再一次敲门打断了他的幻想，由于自己事务繁多，自从开始授课以来几乎就没有顺顺利利的上完一堂完整的课，这使得他在反思是不是自己真的不适合干教师这一行。
王静辉接过贴子打开一看后面的落款居然是宰辅韩琦，贴子上邀请他去相府一叙，他的心中泛起迷糊来：“韩琦来找我干什么？难道是防疫体系出了什么问题？！”想到这里王静辉的心中就直发冷：这可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啊！在汴都开封这样拥有快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没有现代化的治疗手段的支持，那么一小规模的瘟疫如果得不到控制，那将会引发天大的灾难。由于王静辉感到自己的到来使这个时空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很难说原本在历史上原本上没有多大规模的瘟疫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这场雨涝后的瘟疫，历史书上又没有太多的记述，搞得他也有点紧张了。
夜色刚刚降临汴都这个世界第一大城市后，王静辉就乘坐着马车来到了宰辅韩琦住宅的大门口，随身的书童将王静辉的拜贴呈送给韩琦的门人后，门房也不向内通报立刻就放他们进去。
还是由门房将王静辉交给韩府的管家后，由管家带他穿过韩琦那大的有些夸张的园林去见韩琦。王静辉在看见韩琦的同时也发现欧阳修居然也在这里，两个人似乎正等着王静辉的到来，对这样的排场他有些摸不到头脑，但还是快步上前躬身行礼：“晚生见过韩相、欧阳大人！”
今晚韩琦和欧阳修的兴致似乎不错，非常客气的让王静辉落座，弄得王静辉多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不知道今天赵顼根据他的策论写成奏章上书给英宗皇帝，并且交付群臣讨论，使颍王赵顼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给这些两朝老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会后众臣散去英宗唯独留下韩琦、富弼和颍王赵顼三人。
富弼和韩琦在仁宗朝的时候由于两人的功绩被人们合称为“富韩”，是大宋高层中一言九鼎的人物。不过富弼和韩琦早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现在明显韩琦受到英宗恩宠要比富弼更强一些，这也是因为富弼趟了濮议这滩浑水的结果，尽管这样富弼仍然在朝中众臣当中有着不下韩琦的号召力，这是英宗所不能忽视的。所以英宗将王静辉写给颍王赵顼的策论除了要给心腹韩琦阅览外，也一定要交给富弼看一看。尤其是富弼在濮议争论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濮议上站错对而得罪了当今皇上，虽然英宗赵曙没有像处理吕诲、范纯仁那样让自己到外地去钓鱼，但终归在皇上的心中自己是比不过老搭挡韩琦了，所以他就每隔几天便一个以足疾为由请辞的奏章呈上去，搞得英宗如烫手的山芋一般不知怎么来平息这位重臣对他的不满。
英宗赵曙将王静辉的策论让颍王赵顼拿出来给富弼和韩琦阅览，虽然王静辉的名字被用墨涂去了，不过韩琦手里有王静辉曾经用鹅毛笔写给他的信，所以一眼就认出了手上这本策论就是出自王静辉的手笔，和他在福宁殿的猜测无二。
韩琦和富弼把两本策论粗略的看过后交还给英宗，两个人的表情也有所不同：韩琦是因为从策论的笔迹和内容上早已判断出作者是谁了，所以没有什么吃惊的；而富弼则是一脸的惊异，因为这本策论与刚才他看到颍王赵顼的策论可以说从内容上如出一辙，或者干脆就是父子继承的关系。
富弼也注意到颍王赵顼奏章虽然把这本策论在内容上重新加工了一下，但这种加工主要是给策论的核心内容披上了一套华丽的外衣罢了，而刚才他看过的策论对大宋敌国则是**裸的阴谋，没有任何仁义道德可言，可以说得上对大宋的敌国是杀气腾腾了。不过这对于在多年处于大宋与西夏和辽国斗争的最前沿的富弼来说，对这样的策论内心中甚至是生出了一些好感。
在富弼的内心中始终有一种隐忧：凡是有作为的新皇登基，总是要在他开始执政的期间要点上三把火显示一下君临天下的威风，最能体现这种威风的做法便是对敌国用兵。深知大宋现在弊病的他非常清楚现在的大宋是经不起大规模的军事消耗的，而早上刚刚看过颍王的奏章后，他的这颗心算是放了下来：英宗赵曙既然把颍王的奏章拿出来让掌管帝国的文武重臣讨论，就说明皇上非常赞同颍王奏章中的想法，而颍王赵顼奏章中使用对敌策略都是不钱的软对抗，虽然等它见效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样的策略既容易成功，而且也为气喘吁吁的大宋争取了一定的恢复时间。
细心的富弼还发现颍王奏章和这本策论两者的笔迹完全不同，甚至是这本被涂掉姓名的策论书写所用的笔都不是他所见过的，到好似是用尖细的木棍削成笔直接蘸墨写成的，这就是说颍王的奏章的真正来源就是这本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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