谑名“大精神”的大队书记——于得贵，高高站上安置在大队院子里的一张大曲柳木桌上，红光满面地传达了康庄公社下达的最新会议精神：东酉家村将积极响应上面“包干到户”的文件指示，打破以往“吃大锅饭”的生产模式，要分地、分牲口、分农具、分……
“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同样是与“大 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产物。
进入“大 跃进”、“人民公社”后，农民的口粮由公社和生产队掌管。大炼钢铁的年代，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刀、铁铲……凡是带铁的厨房用具都统统交公，村民们集体到各小队办的“食堂”吃“大锅饭”。不过效果好像不太理想，因为时间不长，“大食堂”就办不下去了。各小队重新把口粮按人口分配下去，各家各户又买回厨房用具，开始用自己的小锅做饭了。
现在，我们说起的“大锅饭”，是指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
“吃大锅饭”的许多时候，生产队分配粮食要么是“二八开”，要么是“三七开”。
“二八开”的意思，就是分粮时工分占百分之二十，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三七开”呢，哈哈哈……读者们个顶个的聪明，俺想就不用悠人再浪费你们的时间解释了吧！
十年前的七十年代，像于文龙这样全是壮劳力的三口之家，一年到头出工出力，除了能多几十块钱的“分红”外，到年底分到的口粮可能还不够“糊口”的，多得的几十块“分红”钱就又费在买“高价粮”上了。
幸亏文龙有几个“小手艺儿”，不然恐怕连他们三口家的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能有余力照顾好岳父一家呢！
相反，一个拖拉着七八个孩子的大家庭，单靠一个人出工，年底分的粮食却吃不完，有时还要到粮食市上卖高价粮换钱使。
刚刚咱这是拉呱吃的，现在咱再说说烧的。
于文龙家分到的柴禾，他三口家，一人一抱就能轻松整回家。不用说烧一年了，就是能烧下一个月来，也算烧着高香了！所以，自从蔡晓嫁给文龙后，就不得不每天天不亮爬起来，和文龙一起冒着冬晨的透骨严寒到处找草搂。
没错，就是找草搂：那时和现在不同，不仅缺吃的，还缺烧的。
那时节，搂草是俺们那地儿每天必干的一项紧要工作，一日不搂草，就没有的烧。
就连五六岁的孩子们也被家长赶出门，见天拾草搂草。树上的叶子还没落到地，撒落四野的搂草孩子们就抢到篓或提篮里去了。离村近一点的沟边也被他们的小耙搂得铮明瓦亮的，硬梆梆的土层表面连根茅草你都别想找到。
因此，文龙和蔡晓只好到远在十多里外的沟边耪布满霜雪的枯草。文龙拿着小大?，跟刨棒子茬那样“梆梆”地刨着冻土面，蔡晓带着线手套跟着捡拾霜草，抖落掉霜雪和冻土后再装筐……
耪草的文龙还好，越刨越热。拾草的蔡晓就不行了，结冰的霜雪一会儿工夫就打湿了她可怜的线手套，沁骨的冰凉瞬间侵入皮肉骨骼，冻得她牙齿都打颤……唉！此时想来，正是，“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木然”。
而后面提到的孩子多的大家庭就不同了，同样做三顿饭，烧三顿柴草，可他们的家口大，分的柴禾都能堆成让于傅氏全家羡慕的大草垛了。
基于这种“畸形”现象的普遍存在，于是，村民谈话间就流露出了“干孬干好一个样儿”的说法。这种“平均主义”分配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参与生产的劳动人员消极思想的萌生，像于世富之流“锄一半草儿，盖一半草儿”、“混天儿靠日头儿”的内耗人员更是层出不穷，各村各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