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夏，下午生产队摘绿豆，你也去。”饭毕，杨光耀安排起杨夏的活路。
“爹，我能不能不去？”杨夏弱弱地问道。
“你还没上高中，就不愿意劳动了？”杨爹瞪着眼睛，这孩子，不会这么快就忘本了。
“爹，不是的。我的眼睛是色弱，看红色和绿色的东西时，分不大清。我记得去年生产队里摘绿豆时，别人一个下午是20斤，而我只能摘5斤，这不是我笨，是因为我根本分不清哪是干绿豆需要采摘，哪是生绿豆还需要让其继续长在杆子上。”
杨夏说的是实在话，他前世就是色弱，不过并不是考高中发现的，而是上大学前的体检发现的。好在他前世虽然理科也不错，但在两年的补习期内，却改修了文科，否则，仅仅是色弱这一项，就会把杨夏限制在很少的几个专业内。
“夏儿不想去，就不去，他说的是实话，何况，摘绿豆这种活路也挣不了多少工分。”娘亲胡月琴说了一句。
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这些久违的术语，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贫穷而单纯的时代。而这个暑假，杨夏想要完全逃避生产队的劳动，似乎也不可能。
当姐姐杨春洗好碗后，全家人都出去参加劳动了，爷爷和奶奶也回了大伯家。杨夏一个人坐在屋前的竹林里，观察着1978年的这个夏天。
从大的层面说，1978年真的是个好年份，邓伟人连续几次重拳出击，譬如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年底的三中全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未来华夏的一切，就发端于这个1978。
可惜，从小的层面，从民众的层面说，真的没任何机会，杨夏作为一个初中马上要读高中的学生，或者一个大学生，几乎都没任何机会。什么机会？就是杨夏最为迫切希望的挣钱。
在杨夏的印象中，想要挣钱，必须要等到1984年，那时赤泉镇的街上才开始有个体户，而在这之前，谁敢去公开挣钱，那一定是“投机倒把”！
不过，1978年的杨夏，也不是没一点儿机会。因为他是学生，严格地说还没到16岁（14岁多一点），可以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从而是个自由之身。同样，因为他在农村，与生活在城市相比，这个时代农村的人无疑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虽然政策方面这也不许那也不准，但偷偷摸摸地干，挣点小钱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杨夏有个挣钱，甚至是挣大钱的机会，这是就“大层面”的意义来说的。因为，前世的杨夏基本算得上南蜀省的新锐作家，而且，包括从《班主任》开始的新文学，杨夏都基本读过，对一些重点作品，还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写作的本领，杨夏还保持着，她完全可以拿起笔来写小说。
依赖前世的功力，并不需要抄袭，甚至连模仿都不需要。21世纪前后的，其艺术手法肯定比1978年要丰富得多。所以，杨夏写小说，成功的把握至少有百分之八十。
最最重要的，是此时的稿费，虽然每千字在30元至50元之间徘徊，但与此时的工资水平相比，稿费真还“高得吓人”。
一篇万字短篇，在重要刊物发表，可领300元左右的稿费，相当于县委书记两月的工资。如果杨夏此时有了这300元，就能做很多事情，杨夏记得，杨爹在管家里的钱，而家里的现金从来就没超过50元的时候。
这个“大层面”的事，杨夏肯定要做，而且是愈早做愈好，为了让自己及家人过得好一点，为了让自己不白重生一次，杨夏不怕“早慧”、“少年作家”这类称谓，事实上，从此时到21世纪，知名作家的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不足以巨富，但小富却大有人在，而且，体制内的作家，国家还发工资给房子，挣的稿费相当于外快了。
但是，在做“大层面”的事之前，杨夏必须先要做好小层面的事，也即，他必须先挣一点钱，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杨夏相信，从晚餐开始，至少在半个月内，家里的饭菜是没有一点油荤的，显然，杨夏不愿意受这个罪。
在“小层面”上，杨夏能否挣到钱呢？其实，门路是有的，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门路里，有些方法是有风险的，杨夏要努力的是尽可能规避这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