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全市扫黄那阵儿,刘超被罚了款,还拘留了几天,老太太以为又是这事儿,骂了几句,给刘越打电话,让他去打听打听。
刘越找到市公安局,接待他的警察含糊其词,让回家等消息。他当时就猜到了些什么,但还是存着一丝侥幸,没承想这么快就已经沦为阶下囚。
刘超的神色有些复杂,几欲张口,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倒是刘越,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说:“爸妈把罚款都预备好了,只等着接到通知过来领人。我的事儿……不用告诉他们。”
语气很是平静,就象在说晚上要出车,不回家吃饭了一样。
刘越在审讯中的表现很让人感到意外,一反之前的抗拒,可谓是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就连坐在监控室,本着观摩学习态度的端末都觉得嫌疑人有些过于积极主动了。
与其说是审讯,倒不如说象是一场陈述。
事情的根源要追溯到刘家扭曲的教育模式。
刘超和刘越虽然是双胞胎,兄弟俩的生日却不在同一天。刘超生于夜里十一点多,刘越却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将近一点才生下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医学尚不发达,刘老太太差一点儿没死在产房里。
相对刘越来说,哥哥刘超的身子要弱一些,再加上刘老太太对二儿子的那一丝怨念,致使刘家二老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偏疼老大。
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让刘越的心理从小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刘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有一套面积不小的老房子,动迁的时候本来可以要两套两居室,老两口却坚持要了一套三居,一套一居。小的给了刘越,大的他们和刘超一起住。
虽没明说,但谁都清楚,家里的房产最终会如何分配。
可以说,刘家二老对刘超的溺爱从小持续到至今。就连离了两次婚,人到中年还常到外面厮混,也得到了父母的谅解。
对此,刘越表面上没说过什么,但心里却是一直都别扭着。尤其是老两口出资给刘超开了个小超市,而他想买自己的出租车,家里一分钱不帮,最后还是跟小舅子借了钱,才在出租汽车公司承包了一辆,每月还要上交公司一笔数额不小的份子钱。
有一天他在街上拉活儿,正巧遇到刘超带着个女人打车,同胞兄弟衣着光鲜得体,搂着个穿金戴银的女人。本来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他,顿时心生怨怼。
对话中,他得知女人是靠陪人跳舞赚钱。当然,除了跳舞,别的营生也做。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开始琢磨着如何下手。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刘超的手机丢了,刘越很大方地给了他一部。说自己有专门接活儿的手机,这个用不上,干脆卡也不用补了,直接用他的就行。
刘超平时手机用得不多,也就欣然接受了。他不知道的是,刘越给他的手机开了定位,用另一部手机可以随时知道他所在的位置。
接下来,刘越试着用定位系统跟踪了刘超几次,并实施了第一次犯罪。
他们兄弟长得一模一样,外人根本分辨不清,女人以为他是刘超,直接将人让进屋里。三言两语之后,刘越便趁女人不备将其掐死,用厨房里的菜刀肢解了,卷走财物,将尸体和菜刀都扔到了郊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