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17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去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实在没有钱。一般的打工者都是这样，都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呢？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连续一个月的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多两千块钱吧。后来听人说，她这是‘过劳死’。”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三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难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