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己经走到这步，无论如何，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据说在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时，做采编这行的人全部发了财。但现在，那些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滑头，把名字印成铅字的虚名他们己经不再看重。所以我们这行现在很难做了。
明知道很难做，也还要做下去，我天天象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拿着东莞地图在这个城市四处乱撞。在金秋厂时，虽然交了办暂住证的钱，但暂住证并没有发到我手上。离厂后，厂牌被没收了，我又成了“三无”人员。按理说，我应该办一个暂住证，但我实在舍不得那冤枉钱，于是就没办，以至于看到身穿制服的人就害怕。有时候在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个警察或治安员，我就会赶紧溜到路边，心里“嘭嘭”乱跳，还装作没事人一样悄悄走过去，担心他查暂住证。
尽管相对别的同事来说，我甜美的声音引起很多老板的注意，愿意和我见面的也很多。但真正见面，他们的兴趣却不在于签单，而在于我这个人。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长着丰满胸脯和漂亮脸蛋的年轻女人。
在吴老板之后，又有几个男性老板相继对我有暖昧表示，有的甚至直言要包养我。但除了和他们吃饭，我一个也没有答应。当然，签单也就不可能了。
就这样，我每天奔波在东莞的大街小巷，中餐都在专题部旁边的一个工地上。并不是那里的盒饭特别好，而是特别便宜，比专题部还便宜。三块钱一份，两肉一菜，还送一塑料袋的汤。那段时间，我穿着干净整齐的套裙，头发披散在肩上，在南方毒辣的阳光下，夹在一群浑身肮脏的民工中间，和他们一样提着塑料袋，“呼哧呼哧”地喝着汤。
好在，夹杂在民工中间吃饭喝汤的人，除了我，还有一些穿着更体面的男人女人。
日子象流水，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原本对我寄予希望的赵直态度越来越冷淡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只要能签单赚钱，无论采用什么手段，甚至上床都是值得提倡的。但我想的却是，如果我上床是为了签单，这和小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还不如直接去做小姐！
虽然我也曾想过不要这么辛苦，干脆找个有钱人傍着得了。宿舍里的女孩也劝我，趁着年轻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却让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按照规定，三个月内不签单要自动走人。即便是不走人，因为生活没着落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了。这段时间不断地跑来跑去，我身上留下来的钱全部在车费上了。想到金秋厂也该发工资了，便于一个周日早晨坐上了直达金秋厂的大巴。
因为临来之前我打过胡海波的电话，知道他们今天不加班。所以下了车，我立刻直奔他和李梅的住处。
李梅看到我，很是高兴，寒暄了几句，立刻从床底一只破鞋里把帮我领的工资拿出来。我有两个月工资在厂里，共有三千一百元。现在在我看来，这世上，再也没有比那三十一张粉红色的钞票更加美丽动人的东西了。我紧紧握在手中不愿松开，仿佛一松开它们就会跑掉一般。
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请李梅他们吃饭。遗憾的是，难得一个星期天，李梅和胡海波要去镇上买金戒指。我哪儿也不想去，便一个人在他们的小屋中，说好了晚上我请他们吃饭。
小屋很干净，我感觉这才象个家的样子。躺在他们干净整洁的小床上睡了个懒觉，直到吃中饭时间才起床。因为太多的钱带在身上不方便，我便又放回原处，只带着身上的零用钱出去吃饭。
信步来到和丽娟初次吃饭的小市场，好久不见了，感觉很是亲切，原来一块钱的炒粉也涨到了一块五，我吃得很是香甜。吃过炒粉，我便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我知道，潜意识中，其实是想遇到一个人的。那个人，就是沈洲。我说不清对他是爱是恨，只是感觉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我感到十分孤独和无助，，特别是现在这样飘定不定的日子，便没来由地怀念他那一点点的温存。我知道我这样子很贱，但我控制不住地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