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在门后。一片黑暗里，我能看到的，只有近在咫尺的门把手。外面的人在试着开门。因为反锁的缘故，门把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转动，它被左右拧动的样子，像是濒临死亡、正在蹬腿的某种机械昆虫。
曾几何时，我也是这么躲在门后，听着一个人的脚步声慢慢靠近。往事和当下重合，我的眼睛睁大到眼角发痛。我深吸一口气，想要驯服住狂跳的心脏，它疯狂的状态，似乎在挑衅我勉力镇定下来的精神。我握着棒球棒，手指不受控制地发抖。一分钟像一万年那么长。
门外的细碎声音再次消失，死一样的静寂像壮阔却也使人溺亡的海洋一般折磨着我的大脑。不能预测的下一秒使我痛苦，使我软弱。
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像一只蚂蚁，在无序洪流般的生活里，奋力挣扎，希望能在沧海中寻一浮木，或者渴望海底能生出一棵巨树。金钱、爱情、法律、道德、宗教，不管人信奉什么，似乎只要有所倚仗，一生就能稳固。我也不能免俗。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既然被人抛弃，无人需要我，那我就奔赴他人的需求，从中获得满足感。
我二十五岁之前的倚仗，是我第一天当警察时宣下的誓言。现在它们已经荡然无存。
我还拥有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打破死寂。有人在呼唤我。
他喊道：“阿余。”
我的身体已疲惫僵硬到麻木，下意识地，我抬头，却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是他。
来人是张明生。
我死也不会忘记的人，我在梦中也不会忘记的嗓音，我曾经深深惧怕的脚步。
作为一个警察，我深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摧残一个人的思想。但当我这一次紧握武器，精神紧绷地蛰伏在黑暗里时，听见张明生的声音，我竟觉得得救。
隔着一扇门，我终于重新开始大口呼吸。
张明生说：“把门打开。”
我依旧握着棒球棒，只是空出了另一只手，笨拙地，发抖地，拧开了门内的锁。
刚拉开一道门缝，一道白色的光就钻了进来，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又投向卧室更远的深处。
我猜应该是阿山，只有他会这么鲁莽，他站在张明生身侧，拿手电筒往里照。
张明生用手压下他的灯筒，对他说：“应该在浴室，去把他们抱走。”
我没有出声。张明生一下子就猜到了小孩藏在哪里。他能猜到，和他一样的变态，也一定能猜到。虽说地方有限，一下子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但我还是感到后怕。
阿山侧身从我身边走过，浴室的灯亮着，可可和小元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我听见他们高兴的惊呼，身体也松懈了不少，只是强劲的心跳还是很快，咚咚作响，一时慢不下来。
张明生仍然站在门外。
直到阿山抱着两个小孩走出门，他才向前一步，走进房间。
门轻轻关上时，我闻见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黑暗里，他站在门前，我坐在轮椅上，一时间谁也没有出声。
张明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算在夜里，他能看见的东西，似乎也比旁人看见得多。忽然，他悠闲地走过来，坐在了张小元的床上。
靠近了一些，除了血腥味，我又闻见他身上寡淡无情的香味，一丝丝，藏在血味的深处。
他的手在衣服里摸索着什么，发出一阵窸窣声，终于，他找到了，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力极强的一声叮响，他用拇指顶开打火机的盖子，伴随着呼哧喷出的火，他的一侧脸颊也被刹那照亮。
他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借那一刹那火光，我看到他左侧被映得淡橙的脸颊上正布着浓红色的血珠，有的已因重力坠下来，在他下颚和脖颈拖出长长的湿痕。他生得好看，沾了血后，有种凶狠的英挺之感。火灭了，他的脸又消失，只剩下烟尾一星橙光。他深吸一口气，吐出，空气中骤然充满呛人的烟草味。
张明生缓缓开口：“十三年前，涉溪区，三月十四日，凌晨四点，一个流浪汉在垃圾桶中，发现了一具被烹熟的男童尸体。”
涉溪烹童案。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他话里所指，是港岛当年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那时我还未正式成为一名警察，但我相信，全港除了还不记事的孩童，不会有人敢说对这桩案子毫无印象。
由于案情恶劣，事发之后，又有多名儿童失踪，此案便由重案组接手，虐儿罪案调查组配合调查。我的老师也参与了这桩案子。但其的调查过程并不复杂，经过一周时间，警署便锁定了目标。
凶手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双双十九岁，继承了父母的鱼摊，在码头做鱼贩子。听他们的主顾说，兄弟俩不善言辞，也不喜欢抬起头用眼睛看人，但手脚利落，杀鱼很快，处理得也干净。更有同行说，他们胆子很大，不管在海上捕到什么，就算是鲨鱼，也三下两下就杀了，扔在船上带回家，不知道是卖还是留着自己吃。
由此可见，他们的镇定远超常人。
当前线警员破门而出时，狭小的、充斥着鱼腥味的出租屋内，正播放着节奏激烈的流行歌曲，那对姓李的双胞胎兄弟正坐在电视前观看新闻，角落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四岁女孩正在无声哭泣，她嘴巴上贴着一块黑色胶带，头发被剪掉了，辫子扔在地上。
这对兄弟一共绑架了三位孩童，二死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