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王恪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唤醒。
不是院门，而是臥室的窗户——有人在外面敲玻璃。
“王同志！王恪同志在家吗？”
声音陌生，带著公事公办的腔调。
王恪迅速起身，披上外套。从窗户望出去，院门口站著三个人：一个穿灰色干部服的中年妇女，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办事员，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
街道办的人来了。
他快速整理床铺，穿上中山装，这才去开门。
“王恪同志吧？我是街道办事处的王春花。”中年妇女约莫四十岁，短髮齐耳，说话乾脆利落，“这两位同志是区民政科和派出所的，来核实一下你的户籍情况。”
“王主任您好，各位同志请进。”王恪侧身让开。
三人走进院子，目光四处打量。王恪注意到，那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手一直放在腰侧——不是枪，可能是警棍或手銬。
“院子收拾得挺乾净。”王主任点点头，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王同志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去年年底。”王恪按照系统安排的身份记忆回答，“1949年11月从美国出发，经香港，今年1月到北京。”
“在国外的学习情况？”
“1946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机械工程，1949年夏天拿到硕士学位。”王恪对答如流，“本来打算继续读博士，但国內局势明朗了，父亲又病逝，就决定回国。”
王主任向年轻办事员点点头。办事员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份材料：“麻省理工学院那边，我们通过外交途径核实过了，確实有个叫wang ke的中国留学生，1949年毕业。照片上的人……”他抬头看看王恪，“应该就是你。”
“是我。”王恪平静地说。
“你父亲王世昌先生，在民国时期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穿军装的小伙子开口了，声音很年轻，“我们查到资料，1948年底，他把大部分產业转移到香港，但1949年初病逝后，那些產业怎么处理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
王恪早有准备：“父亲临终前托人带信给我，说『產业若能用於建设新中国，便捐了吧』。我回国后，通过华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將父亲在天津、上海的所有工厂股权和房產全部捐献给国家。这件事，工业部的李副部长可以证明。”
“捐献凭证呢？”
王恪转身回屋，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系统准备好的“歷史文件”，纸张泛黄，印章清晰。
王主任接过仔细查看。文件是1950年2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工业部联合出具的，证明王恪自愿捐献家族產业，价值约合旧幣五十亿元（相当於新幣五十万元），表彰其爱国行为。
“这么大的產业，说捐就捐了？”年轻办事员忍不住问。
“钱財是身外之物。”王恪语气平淡，“现在新中国需要建设资金，这些產业在我个人手里发挥不了最大作用。交给国家，能用於工业建设，这是最好的归宿。”
三人对视一眼，眼神中的警惕明显减少。
“王同志思想觉悟很高。”王主任收起文件，脸上有了笑容，“现在像你这样有学识又爱国的归国知识分子，正是国家急需的人才。”
“您过奖了，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你的户口问题。”王主任从办事员手里接过另一个文件夹，“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和我们的核实，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批准你的落户申请。这是户口本，你收好。”
王恪接过那本深蓝色封面的小册子。翻开第一页，户主：王恪；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95號；成分：职员（原民族资本家）。
“成分这一栏，考虑到你主动捐献產业支持国家建设，区里特別討论，定为『职员』而非『资本家』。”王主任解释道，“这对你以后的工作发展有好处。”
“感谢组织照顾。”
“还有这个。”穿军装的小伙子也拿出一份文件，“你的政审初步通过了。不过按照程序，你这样的归国人员需要有一年的观察期。这期间不要离开北京，每月要到派出所报到一次。”
“我明白，一定遵守规定。”
核实工作持续了约半个小时。三人问得很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接触过什么人、回国后的经歷、对时局的看法……王恪一一作答，回答得既坦诚又谨慎。
最后，王主任站起身：“王恪同志，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街道的一员。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隨时来找街道办。”
“谢谢王主任。”
送走三人，王恪站在院门口，看著他们消失在胡同拐角。
这算是第一关过了。
系统安排的身份经受住了官方核实。从现在起，在政府档案里，王恪就是那个留学归来、捐献家產的爱国知识分子。
但真正的验证，才刚刚开始。
验证不在档案里，而在生活中，在邻居眼里，在同事心里。
王恪锁好院门，回到屋里。他需要准备去街道办正式报到。
上午九点，王恪来到南锣鼓巷街道办事处。
这是一处老四合院改成的办公场所，门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院里人来人往，大多是来办各种证明、领各种票证的居民。
王主任的办公室在正房西间。王恪敲门进去时，她正在给一个老太太解释布票怎么用。
“王同志来了？稍等。”王主任快速处理完手头的事，让王恪坐下，“户口本都拿到了？”
“拿到了，谢谢王主任。”
“应该的。”王主任倒了杯白开水递过来，“你住的95號院，情况比较复杂。院里住户大多是轧钢厂的工人和家属，也有学校的老师。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这三个『大爷』，你见过了吧？”
“见过了。”
“易师傅是八级钳工，在厂里和院里都很有威信，人不错，就是有时候太爱操心。刘海中是七级锻工，一心想当官，你顺著他点就行。阎埠贵是小学老师，爱算计，但不坏。”王主任简单介绍了情况，“院里还有二十几户人家，以后慢慢认识。”
“我记下了。”
“你上班的轧钢厂，离这儿三里路，骑自行车一刻钟。”王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票，“这是自行车票，工业部特批给你的。你这样的技术干部，没车不方便。”
王恪接过票，有些意外。1950年，自行车是紧俏物资，一张票难求。
“谢谢组织关心。”
“还有，你院子东边那间小厨房，我们检查过了，灶台还能用。这是煤本，每个月凭这个去煤站买定量煤球。”王主任又递过来一个小本子，“粮食供应证你有了，布票、油票这些按月发，记得来领。”
王恪一一收好。
“最后这个。”王主任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神情严肃了些，“工业部转来的，你的工作安排和注意事项。”
王恪打开信封，里面有几份文件：
第一份是工业部的正式任命书，任命王恪为红星轧钢厂技术科科长，行政级別17级（副科级），月工资旧幣四十八万元（新幣四十八元）。
第二份是保密须知，要求不得泄露国家工业技术信息，不得与境外人员私自联繫等。
第三份是一封信，落款是工业部技术司司长陈国华。信里说，知道王恪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希望他能把所学用於国家建设，同时注意工作方法，“既要大胆推进技术革新，也要团结老工人、老师傅”。
“陈司长特別嘱咐我转告你，”王主任说，“轧钢厂是老厂，人员关係复杂。你这个空降的技术科长，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要有心理准备，也要讲究工作方法。”
“我明白。”王恪点点头。他当然明白——从三年后回来，他比谁都清楚轧钢厂的情况。
从街道办出来，王恪没有直接回家。
他先去了附近的百货商店，用自行车票买了一辆永久牌二八大槓。崭新的自行车，车铃鋥亮，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又买了些日用品：脸盆、毛巾、肥皂、牙膏。都是凭票购买，每样都有定量。
经过副食品店时，他用粮票买了十斤白面、五斤玉米面，又用油票打了半斤豆油。1950年的物资供应已经实行配给制，但比起后来的困难时期，还算充裕。
东西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王恪推著车往回走。
胡同里，几个孩子围上来看新车。
“叔叔，你的车真新！”
“能让我摸摸铃吗？”
王恪笑著按了按车铃，清脆的铃声引来更多孩子。
“去去去，別围著了！”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王恪回头，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走过来。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穿著油渍斑斑的工装，手里拎著个网兜，里面是两颗白菜。
“傻柱？”王恪认出来了。
“你认识我？”青年一愣，走到近前打量王恪，“哦，你就是新搬来那个留学生吧？一大爷说了。”
“我是王恪。你叫何雨柱？”
“厂里人都叫我傻柱。”何雨柱咧嘴一笑，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听说你要去我们厂技术科？”
“是，后天报到。”
“技术科……”傻柱撇撇嘴，“那帮人，就会纸上谈兵。真遇到机器坏了，还得我们这些老师傅上手。”
话里带著工人对技术员惯有的轻视。
王恪不以为意：“所以需要互相学习。你们有实践经验，我们有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
傻柱有些意外地看了王恪一眼：“你这话说得……倒不像那帮眼高手低的。”
“何师傅在食堂工作？”
“对，三级炊事员。”傻柱挺了挺胸，“別小看做饭，厂里一千多號人吃饭，可不是小事。”
“当然，后勤保障很重要。”王恪真诚地说，“以后还得多向何师傅请教。”
傻柱被这话说得舒服了，態度明显好转：“行，以后在厂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虽然我就是个做饭的，但厂里人熟。”
两人边走边聊，进了95號院。
中院里，几个妇女正在晾衣服。看见王恪推著崭新的自行车进来，都停下手里活儿看。
“王同志买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问，眼里满是羡慕。
“工作需要。”王恪点点头。
“这是贾家嫂子。”傻柱介绍，“贾东旭的媳妇，秦淮茹。”
王恪看向那个一直低头洗衣服的年轻女人——秦淮茹抬起头，对他靦腆地笑了笑。
“贾嫂子好。”
“王同志好。”秦淮茹声音很小，又低下头去。
这时，贾家的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走出来，三角眼，薄嘴唇，一脸刻薄相——贾张氏。
“哟，新车啊！”贾张氏眼睛盯著自行车，“这得不少钱吧？”
“组织上照顾工作需要。”王恪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