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日上午八点半，轧钢厂小会议室。
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杨厂长坐在主位，左手边是李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右手边是陈同志、工业局的技术专家老吴，还有几个王恪不太熟悉但看样子是上级部门的人。王恪自己坐在桌子末端，面前摊开著厚厚的方案册子，还有一摞连夜赶製的图表和数据板。
气氛有些凝重。虽然前几天党委扩大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规划，但今天才是真正的“说服会”——杨厂长要听取详细匯报，决定是否全力推进；工业局要评估项目可行性，决定支持力度；厂內各部门要明確各自任务，决定配合程度。
王恪能感觉到那些目光：期待的、怀疑的、审视的、观望的。他深吸一口气，强化后的心臟平稳跳动，精神感知悄然展开，捕捉著每个人的细微反应。
杨厂长开口了，声音沉稳：“王科长，开始吧。今天在座的，都是相关部门的同志。你把你的规划，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讲一遍。有什么问题，当场问，当场答。”
“是。”王恪站起来，走到黑板前。他没有用教鞭，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
“各位领导，我的匯报分为四个部分：一、为什么要升级；二、要升级什么；三、怎么升级；四、需要什么支持。”
他边说边写下这四个標题，字跡工整有力。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升级。”王恪转身面向眾人，“先请大家看一组数据。”
他从桌上拿起第一块数据板，掛在黑板旁的掛鉤上。板上是手绘的柱状图，对比了红星轧钢厂与国內先进钢厂、苏联同类工厂在几个关键指標上的差距。
“这是1950年上半年的统计。”王恪指著图表，“人均钢產量，我们厂是8.5吨，鞍钢是12吨，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厂是25吨。钢材合格率，我们厂是89%，鞍钢是92%，苏联是96%。设备利用率，我们厂是75%，鞍钢是82%，苏联是90%。”
数据直观，差距明显。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这些差距，有歷史原因，有客观条件限制。”王恪继续说，“但最根本的，是技术落后。我们的主轧机，是1935年日本製造的，设计產能只有每年5万吨，现在超负荷运转到8万吨，已经是极限。而苏联同类型轧机，经过技术改造，產能可以达到15万吨。”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更重要的是质量。我们厂现在生產的军工钢材，因为设备精度不够，废品率比兄弟厂高3个百分点。这意味著，同样的原材料，我们少生產3%的合格品；同样的时间，我们少贡献3%的力量。”
这话说得很重。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著那些数据。
王恪换了第二块数据板，上面是几张照片和示意图。
“这是我们在东北考察时拍的。”他指著照片，“瀋阳重型机械厂那台日本老轧机，虽然旧，但基础结构比我们的好。哈尔滨轴承厂正在试製的轧机轴承，精度已经接近苏联標准。鞍钢去年从苏联引进的新轧机，生產效率比我们高40%。”
他环视眾人：“同志们，差距摆在这里。我们不追，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前线需要钢材，建设需要钢材。我们每落后一点，前线就少一分保障，建设就慢一步。”
杨厂长点点头，没说话。李副厂长皱著眉头，似乎在思考什么。
“第二部分，要升级什么。”王恪擦掉黑板上的字，重新画图。这一次，他画的是新型轧机的结构简图。
“我们的目標，是用一年时间，自主设计製造一台四辊可逆式热轧机。”他用粉笔点著图上的关键部位，“设计指標：轧制宽度800毫米，厚度范围3到20毫米，精度正负0.5毫米，生產效率比现有设备提升30%以上。”
李副厂长忍不住插话：“王科长，这个指標……是不是太高了？苏联的新轧机也就这个水平。”
“李厂长问得好。”王恪早有准备，“指標確实高，但有依据。”
他拿起第三块数据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和参数。
“这些数据，一部分来自我们搜集的苏联技术资料，一部分来自东北考察的实际测量，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做的试验和计算。”王恪指著其中一行，“比如主电机功率，我们现有的苏联电机是800千瓦，新型设计需要1200千瓦。这个功率等级，国內已经有厂家在试製，技术上可行。”
“再比如轧辊轴承，哈尔滨轴承厂的试製品，负载能力已经达到要求，只是寿命和稳定性还需要改进。但这正是我们要攻关的方向。”
他讲得很细，每个关键参数都给出了来源和依据。工业局的老吴频频点头，在本子上快速记录。
“第三部分，怎么升级。”王恪换了个顏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时间轴和任务分解图。
“整个项目分为三个阶段：设计、试製、投產。每个阶段又分为若干子任务。”他用粉笔点著时间轴上的关键节点，“设计阶段，8月底完成初步方案，12月底完成详细图纸。试製阶段，明年3月底完成样机装配，5月底完成厂內测试。投產阶段，6月底正式投入生產。”
“时间很紧，所以必须並行推进。”王恪画出几条並行的任务线，“技术设计、部件採购、人员培训、场地改造，要同时进行。这就要求各部门高度协同。”
他看向各车间主任：“钱主任，机加工车间要承担大部分零件的加工任务，需要提前准备设备和人员。赵主任，装配车间要预留安装场地，需要协调生產计划。孙主任，动力车间要保障电力和动力供应……”
一个个点名，一个个交代任务。被点到的人或点头或沉思，但没人当场反对——因为王恪说的都是具体工作，不是空谈。
“第四部分，需要什么支持。”王恪放下粉笔，语气变得郑重，“这是最关键的部分。没有支持，再好的规划也只是纸上谈兵。”
他翻开方案册子，念出几个数字：“初步估算，整个项目需要资金约150万元。其中设备採购80万，材料费40万，人员费用20万，其他费用10万。”
会议室里响起吸气声。150万！这相当於轧钢厂两年的利润。
杨厂长眉头紧皱：“王科长，这个数字……”
“厂长，我知道数字很大。”王恪打断他，“但请听我解释。”
他翻开下一页：“这150万不是一次性投入，是分阶段、分项目投入。第一期，设计阶段，只需要15万，主要用於技术资料收集、试验材料购买、人员差旅等。这笔钱，厂里完全可以承担。”
“第二期，试製阶段，需要100万。这是大头，但其中60万是设备採购费——这些设备不是消耗品，是固定资產，投產后可以长期使用。而且，我们可以申请『重点技术攻关项目』专项经费，爭取上级支持。”
“第三期，投產阶段，需要35万，主要是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费用。”
他顿了顿，补充道：“更重要的是效益。新型轧机投產后，每年可新增產值约80万元，两年就能收回投资。而且，產品质量提升带来的间接效益，无法用数字衡量。”
陈同志適时插话：“工业局正在研究重点技术项目的支持政策。如果红星厂的项目確实可行，申请专项经费是有可能的。”
这话给了杨厂长一些底气。他点点头，示意王恪继续。
“除了资金，还需要物资支持。”王恪翻开另一页，“特种钢材30吨，精密轴承50套，电气元件200件……这些大部分是计划內物资，需要上级特批。我们已经初步联繫了相关厂家，部分物资可以协作解决。”
“最后是人员。”王恪合上册子，看向眾人，“需要抽调厂內技术骨干15人，组成核心团队。同时需要外聘专家顾问3到5人。在项目关键期，可能需要相关人员脱產工作。”
讲到这里，主要匯报结束。王恪走回座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但他不在乎。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刚才的信息。
李副厂长第一个开口，问题很尖锐：“王科长，你这些数据和计算，可靠吗？万一设计错了，或者製造出来达不到指標，这150万不就打水漂了？”
“李厂长的问题很关键。”王恪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重新画出一个图，“所以我们设计了多级验证机制。”
他指著图上的节点：“初步方案完成后，我们会做小比例模型试验，验证基本原理。详细设计阶段，每个关键部件都会单独做试验，比如齿轮的强度试验、轴承的寿命试验。样机製造出来后，先做空载试验，再做轻载试验，最后才是满负荷试验。”
“每个环节都有检验標准，达不到標准就改进，直到达標为止。”王恪语气坚定，“这不是盲目冒险，是科学攻关。失败的风险有，但可控。”
老钱车间主任问：“王科长，你说要抽调技术骨干。现在生產任务这么重，抽走了人，生產怎么办？”
“钱主任，我们做过测算。”王恪翻开册子的附录，“全厂技术工人超过300人，抽调15人，占比5%。而且不是一次性全抽走，是分期分批。同时，我们会加强在岗人员培训，提升整体技能水平。短期可能有影响，长期看，是培养人才、提升效率。”
他顿了顿，补充道：“更何况，这些骨干参与项目攻关，本身就是在学习新技术。等他们回到生產岗位，带来的將是整个车间技术水平的提升。”
这个回答很实在，老钱点了点头。
工业局的老吴推了推眼镜：“王科长，你刚才提到要参考苏联技术。这些技术资料，你们有把握拿到吗？如果拿不到，会不会影响进度？”
“吴工问到了要害。”王恪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我们已经搜集到的苏联技术资料清单，包括公开出版物、专利文献、设备说明书等，一共87份。这些资料，我们正在组织翻译和研究。”
他把文件递给老吴：“当然，核心的工艺参数和设计细节，苏联不会轻易给。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仿製加改进』——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適应性设计。有些关键数据，可以通过试验反推。”
老吴翻看著清单，频频点头：“准备得很充分。”
问题一个接一个，有技术的，有管理的，有经济的，有组织的。王恪一一回答，数据详实，逻辑清晰。有些问题他当场解答，有些需要查资料的，他承诺会后补充。
两个多小时过去，会议室里的气氛逐渐变化。最初的怀疑和观望，慢慢变成了认真和思考。
杨厂长全程没怎么说话，只是听著，看著，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但王恪能感知到，厂长的態度在转变——从谨慎，到认可，到支持。
最后，杨厂长开口了：“大家都问得差不多了吧？我来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