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湾仓库的改造在六月初基本完工。
王恪站在新刷白的仓库中央，看著工人们安装最后几盏防爆灯。空气中还瀰漫著石灰水和油漆的味道，但整个空间已经焕然一新：地面平整乾净，墙壁刷得雪白，顶棚的漏水处全都补好了。最里面的隔间已经装上门窗，成了临时的办公室。
老吴正指挥著两个侄子把刚送来的文件柜搬进办公室：“小心点，別磕著！这都是王先生从洋行新买的，贵著呢！”
“吴伯，”王恪走过去，“仓库的安全系统什么时候能装好？”
“后天。”老吴抹了把汗，“铁丝网已经订了，明天就来安装。大门换成了双层铁门，一把明锁一把暗锁。值班室的床铺和被褥也备齐了，我那两个侄子从今晚开始就住这里。”
王恪点点头，走进办公室。房间不大，约莫十平方米，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掛著香港地图和日历。朴素，但够用。
他打开文件柜，里面已经分类放好了一些文件：仓库的產权证明、改造工程的合同、第一批货物的入库记录、以及与周记货仓的合作协议。
但最下面那个带锁的抽屉里，放的是別的东西。
王恪取出钥匙打开，里面是几个新买的笔记本。他拿起最上面那本，封面上用钢笔写著简单的两个字：日誌。
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51年6月5日。
“今日，太平洋实业公司正式註册成立。註册资金十万港幣，主营业务：机械进出口、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法人代表：周启明（代持）。实际控制人：王恪（隱名）。”
“公司地址：中环德辅道中xx號3楼。实际运营地址：九龙湾仓库。”
“当前主要任务：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贸易渠道，支援內地。次要任务：收集工业技术情报，留意可用人才。”
王恪放下日誌，走到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仓库区，再远处是九龙湾的海面。几艘货轮正在装卸货物，吊机的轰鸣声隱约传来。
这个仓库，现在不仅是物资中转站，也是他在香港的情报前哨。
电话铃响了。
是周启明打来的：“王先生，陈叔的船回来了。马尼拉那批货到了，五十支盘尼西林，包装完好。现在卸在周记货仓的暗仓里。”
“检查过了吗？”
“检查了。我请了一个相熟的药剂师帮忙验货，都是真品，生產日期是今年三月，有效期到明年九月。”周启明的声音压得很低，“陈叔说，马尼拉那边还能搞到更多，但价格可能还要涨。美军基地最近查得严，黑市上的货少了。”
“有多少要多少。”王恪说，“但要注意，不要一次性订太多，分批次，换不同的中间人。”
“明白。还有，您上次让我打听的工业仪表，有眉目了。”周启明的声音更低了，“我通过父亲的关係，接触到一个瑞士钟錶商的代理人。他说能搞到一批德国產的精密压力表和温度计，是战前库存，但价格很高。”
“什么价？”
“一支精密压力表要两百美元，温度计一百五十美元。而且最少十支起订。”
王恪在心里算了算。这个价格確实高得离谱——相当於四两黄金换一支表。但在禁运的大背景下，这些工业仪表比黄金还珍贵。
“订。”他说，“先订五支压力表，五支温度计。但要確保是德国货，精度要达到0.5级。”
“好。那……怎么付款？”
“用黄金。”王恪说，“告诉他，我们可以付三成定金，货到验货后付剩余七成。交货地点要选在公共场合，你带一个懂行的人一起去。”
掛断电话，王恪在日誌上记下这笔交易。
然后他翻开第二本笔记本。
这一本的封面上写的是：人才。
这是他从抵达香港第一天就开始整理的名册。不是凭空想像，而是结合系统空间里的歷史资料，以及这一个多月来在香港的实地观察和接触。
第一页，是一个熟悉的名字：霍英东。
下面详细记录著：广东番禺人，1923年生。早年经营驳运业务，韩战爆发后从事海上贸易，向內地运输禁运物资。爱国商人，可信。
备註：已通过郑秘书建立联繫。当前关係：初步信任。未来可用方向：海上运输网络、爱国商人联络枢纽。
第二个名字：包玉刚。
浙江寧波人，1918年生。现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但常往来沪港之间。有远见，熟悉金融和航运。
备註：尚未接触。根据歷史资料，此人將於1955年移居香港进军航运业。当前可保持关注，適时建立联繫。
第三个名字：李嘉诚。
广东潮州人，1928年生。现任塑料厂推销员，去年刚创业开设长江塑胶厂。
备註：已通过贸易往来有初步接触（採购塑料製品作为掩护物资）。观察：勤奋，精明，善於把握机会。当前產业规模小，但成长潜力大。可適当支持，建立长期关係。
第四个名字：邵逸夫。
浙江寧波人，1907年生。邵氏兄弟公司掌门人，电影製片人。
备註：尚未接触。电影业可作为文化宣传渠道，且邵氏在南洋有广泛影响力。未来可通过电影合作建立关係，传播进步思想。
王恪一页页翻下去。这本名册上已经有二十多个名字，每个人后面都有详细的背景资料、当前状况、发展潜力分析，以及接触建议。
有些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有些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有些是此时还默默无闻但未来会成为栋樑的人才。
他的標准很简单：爱国，有才能，当前或未来能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但名册的最后几页，记录的是另一类人。
王恪翻到那一页，標题是：海外学者与专家。
第一个条目：钱学森。
下面写著：1935年赴美留学，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师从冯·卡门，参与美国军方火箭研究项目。当前状况：被美国司法部限制出境，处於软禁状態。
备註：国家最急需的顶尖科学家。根据歷史，將於1955年回国。当前无法接触，但应关注其动態，必要时可通过第三方提供支持。
第二个条目：郭永怀。
空气动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与钱学森同门。当前在康奈尔大学任教。
第三个条目：朱光亚。
核物理学家，密西根大学博士。1950年已回国，当前在北京大学任教。
……
王恪一个个看下去。这些名字，有些他熟悉，有些是系统资料里提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才，都是新中国最急需的建设者。
但问题在於：怎么找到他们？怎么联繫他们？怎么帮助他们回国？
香港作为自由港，与海外联繫相对方便。这里可以成为中转站，成为信息传递的节点。
王恪合上笔记本，走到墙上的地图前。
他的手指从香港出发，划过太平洋，指向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磯、旧金山，指向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再划过欧洲，指向伦敦、巴黎、柏林、苏黎世。
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那些怀揣著知识和报国热情的人才，此时大多还困在海外，有的被限制自由，有的在观望，有的在艰难地寻找回国的途径。
他要做的，是在香港建立一个节点，一个可以接收信息、传递消息、提供帮助的节点。
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林律师：“王先生，你要的那个信箱已经办好了。中环邮政总局，第387號信箱，租期一年。钥匙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谢谢林律师。”王恪说，“另外，我想请你帮个忙，以太平洋实业公司的名义，在《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上登一则招聘gg。”
“招聘？招什么人？”
“招海外联络员。”王恪说，“要求：熟悉英语或法语，有海外生活或留学经歷，了解欧美学术界情况。工作地点：香港，但需要经常与海外通信联络。”
林律师沉默了几秒：“王先生，你这是……要建立海外的情报网络？”
“不，是人才网络。”王恪纠正道，“新中国百废待兴，最缺的是人才。海外有那么多中国学者专家，我们要想办法联繫他们，了解他们的状况，必要时帮助他们回国。”
“这很敏感。”林律师提醒，“英国当局和美国情报部门都在盯著这方面。如果被发现我们在做这种事……”
“所以要用商业掩护。”王恪说，“太平洋实业公司是做进出口贸易的，需要了解欧美市场和技术动態，招聘海外联络员合情合理。至於具体的联络內容……可以灵活处理。”
林律师又想了想：“好吧，我来安排。gg內容怎么擬？”
“就写：太平洋实业公司诚聘海外联络专员，要求精通英文，熟悉欧美社会，有学术背景者优先。主要负责收集行业信息、联络海外合作伙伴。待遇优厚，有意者请將简歷寄至中环邮政总局387號信箱。”
“明白了。我明天就去办。”
掛断电话，王恪在日誌上记录下这件事。
然后他翻开第三个笔记本。
这一本的標题是：情报。
与“人才”笔记本不同，这里记录的不是人名，而是信息片段，是他在香港这一个多月来收集到的各种零散情报。
有些是从报纸上剪贴的新闻：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共同防御援助法》，加强对华禁运；日本与台湾签订贸易协定；英国考虑承认新中国……
有些是商业信息：香港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数据；东南亚橡胶和锡的价格波动；欧洲工业设备市场的行情……
有些是社交场合听到的传闻：某某英国官员即將调任；某某美国公司想在东南亚设厂；某某华侨富商准备投资台湾……
这些信息看似杂乱，但拼凑起来，就是一幅1951年的世界图景。
王恪打开最新的一页，上面记录著他昨天在半岛酒店咖啡座听到的一段对话。
当时他坐在邻座，两个英国商人在谈论生意。其中一个说：“我在旧金山的合伙人告诉我，美国政府正在擬定一份名单，上面有几百个中国学者，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全部被禁止离境。连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都被软禁在家里，门口有联邦调查局的人24小时守著。”
另一个问：“为什么？怕他们把技术带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