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的北京，寒风凛冽。
红星轧钢厂的研究所里，暖气烧得很足，但王恪却感到一种由內而外的寒意——不是冷的，是紧张的。
昨天下午，工业部李司长亲自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王恪同志，明天上午九点，有领导要见你。穿得整齐些，带上你那份关於自动化生產的报告。其他的，不要多问。”
当时王恪握著电话听筒，手心微微出汗。李司长口中的“领导”，语气那么郑重，让他隱约猜到是谁。
今天一早，王恪特意换上了那套从香港带回来的深灰色中山装——平时捨不得穿，只在重要场合才拿出来。衣服熨烫得笔挺，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他对著镜子照了照，三十岁的年纪，因为长期伏案工作，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眼神很亮，透著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沉稳。
八点四十分，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研究所门口。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军人，下车后敬了个礼：“王恪同志？请上车。”
王恪提著公文包上了车。车內很简洁，除了司机，没有其他人。窗帘拉著，看不清外面的路线。
车子在长安街上平稳行驶，经过天安门广场，继续向西。王恪心中瞭然——这是往西郊方向去，那里有些地方，普通人进不去。
果然，车子开进了一处大院。门岗检查得很仔细，看了司机的证件，又看了王恪的介绍信——那是一张很简单的纸条，上面只写著“兹介绍王恪同志前来匯报工作”，落款是工业部办公厅，盖著鲜红的印章。
过了两道岗哨，车子在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楼前停下。
“到了。”司机说，“请跟我来。”
王恪下了车，跟著司机走进小楼。楼里很安静，走廊上铺著深红色的地毯，踩上去几乎没有声音。墙壁上掛著几幅山水画，笔法古朴，意境悠远。
司机在一扇深色的木门前停下，轻轻敲了敲。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温和但有力的声音。
司机推开门，侧身让王恪进去，然后从外面轻轻带上了门。
这是一间书房。很大，但布置得很简朴。靠墙是一排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窗前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堆著文件和书籍。一个五十多岁、穿著普通中山装的男子正坐在桌前看文件，听见声音，抬起头来。
王恪心头一震。虽然早有准备，但真正见到这位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面孔，还是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
“王恪同志，请坐。”领导微笑著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王恪深吸一口气，儘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在椅子上坐下，腰杆挺得笔直。
“不要紧张。”领导放下手中的文件，摘下眼镜擦了擦，“我看过你的报告，《论自动化生產的远景》。写得很好，很有见地。”
“谢谢领导。”王恪说，“我只是把看到的一些趋势整理出来，不一定正確。”
“谦虚是美德，但也不要过分谦虚。”领导重新戴上眼镜，“你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业化路径——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数位化——虽然只是雏形，但大方向是对的。更难得的是，你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路线，不是空谈概念。”
他顿了顿，看著王恪：“你今年三十岁？”
“是，年底满三十一。”
“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见识，不容易。”领导感慨道，“我听工业部的同志说，你在轧钢厂搞技术革新，搞出了『红星牌』工具机，还办研究所，培养人才。这些都是实事，是好事。”
王恪没有接话，等著领导继续说。
“今天找你来，是想听你详细谈谈。”领导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厚厚的书——《世界工业发展史》，“你对咱们国家的工业化，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这个问题很大，很重。
王恪沉默了几秒，整理思路，然后开口：“领导，我认为，咱们国家的工业化，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哦？怎么说？”领导很有兴趣。
“不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盲目学习西方。”王恪说，“苏联重工业基础好，但轻工业薄弱；西方技术先进，但咱们没那个基础。咱们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適合的路。”
领导点点头：“继续。”
“我认为，当前阶段，重点应该放在几个方面。”王恪说，“第一，打好基础。机械工业是工业的母机，工具机是机械工业的基础。咱们要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红星牌』工具机虽然水平还不高，但至少是咱们自己造的，这是一个开始。”
“第二，重视人才。”他继续说，“工业化的核心是人的工业化。没有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再好的设备也用不好。我建议，要系统培养技术工人、技术干部，特別是年轻一代。现在厂里的年轻人，很多只有小学文化，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
“第三，著眼长远。”王恪的声音更加坚定，“自动化是方向，虽然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要开始研究，开始积累。就像种树，现在种下种子，十年后才能成材。如果现在不开始，十年后咱们连研究的队伍都没有。”
领导听得认真，不时点头。
“还有吗？”他问。
“还有一点。”王恪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建议，在重视重工业的同时，也要適当发展轻工业。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轻工业投资小、见效快，能解决就业，能积累资金，能为重工业提供市场。两者要协调发展。”
这话有点敏感。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王恪这个建议，有点“离经叛道”。
但领导没有生气，反而若有所思：“协调发展……你说得有道理。重工业是骨架，轻工业是血肉。只有骨架没有血肉，是站不起来的。”
他回到座位上，拿起笔，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王恪同志，你这些想法，是怎么形成的？”领导忽然问，“你留学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按理说，应该更重视技术本身。但你的思考，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
这个问题，王恪早有准备。
“回国这两年，我在工厂一线工作，看到了很多实际问题。”他说，“设备老旧，技术落后，人才匱乏，这些是表面问题。更深层的是，咱们的工业体系不完整，发展思路不清晰。我就想，如果只埋头搞技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领导重复著这句话，点点头，“说得好。搞工业建设，不能只看到眼前，要看到十年后、二十年后。”
他放下笔，看著王恪：“如果让你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业规划，你最想做什么？”
这个问题太突然，王恪愣了一下。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这不是真的要他负责什么，而是在考察他的思路。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做两件事。”王恪说，“第一，建立一套完整的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从技术工人到工程师，从一线操作到理论研究，要有系统的培养路径。第二，推动工具机行业的整体升级。以『红星牌』为基础，联合其他工具机厂，建立中国的工具机工业体系。”
领导沉默了一会儿，书房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掛钟的滴答声。
“王恪同志，”领导缓缓开口，“你的思路很清晰，也很有魄力。不过，你要知道，国家的工业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是一个人、一个厂能完成的。”
“我明白。”王恪说，“我只是提出一些想法，供领导参考。”
“你的想法很有价值。”领导站起身，走到窗前，看著窗外冬日的景象，“现在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困难很多。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人思考，有人探索。”
他转过身：“你回去后，以个人的名义，写一份更详细的建议。不要拘泥於形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关於工业化的路径，关於人才培养，关於技术发展，都可以写。写好后，直接交给李司长，他会转给我。”
“是。”王恪也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