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的元旦，北京城是在一场大雪中度过的。
红星轧钢厂放了三天假，研究所也安静下来。但东跨院的灯，却连著亮了三个夜晚。王恪坐在书桌前，面前的稿纸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废稿堆了半尺高。
他在准备那份准备通过特殊渠道提交的报告。
获得“特別顾问”身份和直通渠道已经一个月了，他一直在思考，第一次使用这个渠道，应该提什么样的建议。技术问题？人才培养？这些虽然重要，但不够“紧急、重大”。
他需要提一个真正有战略价值、真正能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建议。
在反覆思考后，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特別经济区。
这个想法，在他从香港回来后，就一直縈绕在心头。亲眼看到那个弹丸之地如何利用自由港政策，如何吸引外资，如何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给他的震撼太大了。
当然，香港是殖民地，情况特殊。但那种“划定特定区域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思路，是可以借鑑的。
特別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禁运，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如果能开闢几个窗口，哪怕是很小的窗口，对打破封锁、获取外匯、引进技术，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但这个想法太超前了，太“石破天惊”了。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背景下，提出划定区域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王恪知道其中的风险。如果提得不好，不仅不会被採纳，还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必须非常谨慎，必须把道理讲透，必须把风险说清。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报告终於完成了。
標题反覆斟酌，最终定为《关於在沿海特定区域试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初步设想——以打破封锁、获取外匯、引进技术为目標的探索性建议》。
报告不长，只有八页，但每一句都反覆推敲过。
开头，他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
“……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对外贸易渠道几乎断绝。所需外匯严重短缺，急需物资无法进口，先进技术难以引进。长此以往，將严重影响国家建设进程……”
接著，他提出了核心观点：
“……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可考虑在沿海选择一两个条件適宜的地点，划定小范围区域，试行特殊经济政策。该区域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代表，而作为『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主要服务於打破封锁、获取外匯、引进技术的战略目標……”
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具体设想：
第一，选址原则。要选择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沿海地点。他列举了几个备选：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厦门（面对台湾，侨乡眾多）、汕头（著名侨乡）。
第二，特殊政策。包括：对外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允许外匯自由兑换（限於区域內）；简化进出口手续；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第三，產业导向。重点发展出口加工业、转口贸易、旅游业。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等方式，赚取外匯，学习管理经验。
第四，管理体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直属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开。实行“特事特办”，提高办事效率。
第五，风险控制。区域范围严格限定，政策严格限制在区域內，不扩散到全国。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接受监督管理。
报告的结尾，王恪写道：
“……此设想为打破当前困境的探索性思路，可能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但鑑於形势紧迫，特冒昧提出，供领导参考。如认为有研究价值，可组织小范围专家论证，进一步完善。如认为不可行，则作为一份思考材料存档即可。”
写完最后一个字，王恪放下笔，长长舒了口气。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他走到院子里，冰冷的空气让他精神一振。
雪后的四合院一片洁白，屋檐下掛著冰凌，在晨光中闪著晶莹的光。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还有人在过新年。
王恪看著手中的报告，心里很复杂。
这份报告一旦交上去，就没有回头路了。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被贴上“思想激进”的標籤。
但他不后悔。
因为他相信，这条路是对的。也许现在条件不成熟，也许要等很多年才能实现，但至少，要先有人提出这个想法，要先种下这颗种子。
一月五日，上班第一天。
王恪早早来到研究所，把报告用牛皮纸信封封好，在封口处盖上自己的私章。然后给工业部李司长打了个电话。
“李司长，我是王恪。有份材料想请您转交。”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是关於……”
“是关於对外贸易的一些想法。”王恪说，“我觉得很重要，想通过您转给领导看看。”
“好。”李司长说，“我下午在办公室，你过来吧。”
下午两点，王恪来到工业部。李司长的办公室在三楼，很简朴，只有一张办公桌、两个书架、几把椅子。
“王恪同志，坐。”李司长示意他坐下，关上了门，“什么材料这么重要？”
王恪把信封递过去：“李司长，这份材料，请您一定要亲自转交。內容……可能有些超前。”
李司长接过信封，看了看封口处的私章，又看了看王恪严肃的表情，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关於哪方面的？”他问。
“关於在沿海试行特殊经济政策，打破西方封锁。”王恪简单地说。
李司长的手顿了一下。他盯著王恪看了几秒，压低声音：“王恪同志，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我知道。”王恪说，“但我认为值得研究。现在的情况，您也清楚，再不想办法打开局面，会越来越被动。”
李司长沉默了。作为工业部技术司司长，他太清楚当前的困境了——急需的精密工具机买不到，关键的原材料进不来，很多技术项目因为缺少外匯而搁浅。
“材料我看过吗？”他问。
“您可以看。”王恪说，“但我建议，最好直接转交。因为內容敏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司长想了想，把信封放进抽屉里锁好：“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不过王恪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这种建议……可能会引起很大爭议。”
“我明白。”王恪点头，“只要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一种思路，哪怕被批评，也值得。”
李司长看著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技术过硬，思路开阔，更有一种难得的担当。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让人担心——木秀於林，风必摧之。
“你放心，我会儘快转交。”李司长说，“不过，你要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你们厂领导。”
“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