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的香港,空气里开始有了黏糊糊的湿气。
明远集团的会议室换了新的风扇,叶片转动时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娄晓娥穿著浅蓝色衬衫和深色长裙,头髮在脑后挽成简洁的髮髻——这是她跟公司里几位职业女性学的,看起来干练些。
周志远把王恪的新电报放在桌上,这次字多了些。
“地產已入正轨,转向实业。塑胶、纺织为当下之基,电子为未来之眼。考察市场,寻找可靠合作伙伴或收购目標。注意技术积累与人才储备。资金已追加三十万美元,后续视进展可再调拨。”
娄振华推了推眼镜:“王先生这是要我们从『买地收租』变成『开厂生產』啊。”
“这才是长久之计。”周志远说,“地產能保值增值,但实业才能创造就业、培养人才、积累技术。王先生想得远。”
娄晓娥翻开笔记本:“我这几天查了资料。香港现在有大小塑胶厂超过五百家,大部分做塑胶花、塑胶玩具。纺织厂更多,光是荃湾那边就有几十家。电子厂还很少,主要是收音机装配和一些简单的电子元件生產。”
“塑胶花?”娄振华有些疑惑,“这能赚多少钱?”
“赚大钱。”周志远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剪报,“去年香港塑胶花出口总值超过两千万美元。欧美市场对这种廉价又逼真的装饰品需求很大。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就是做塑胶花起家的。”
娄晓娥接过剪报仔细看:“但是竞爭也很激烈。我们刚入行,怎么脱颖而出?”
“王先生说了,『注意技术积累』。”周志远站起来,走到窗前,“普通的塑胶花谁都会做,但如果我们能做出更逼真、更耐久、成本更低的,或者开发出新的塑胶產品呢?”
接下来一周,三人开始了密集的市场调研。
第一天去的是荃湾的工业区。
卡车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飞舞,路边是密密麻麻的招牌:永兴塑胶厂、昌隆纺织、大华电子……机器轰鸣声从各个厂房里传出来,工人们穿著工装进进出出,大多是年轻女工。
“这里就像个巨大的蜂巢。”娄晓娥坐在车里,看著窗外,“每个人都在忙,但不知道忙些什么。”
周志远安排见了三家厂的老板。
第一家是永兴塑胶厂,老板姓黄,五十多岁,胖胖的,说话时总擦汗。
“塑胶花?好做,也不好做。”黄老板带他们参观车间,里面热气腾腾,注塑机喷出刺鼻的气味,“机器从日本进口,原料从英国来,工人要培训三个月才能上手。关键是设计——欧美客人今天喜欢玫瑰,明天可能就喜欢百合。你跟不上潮流,货就压在仓库里。”
车间里,几十个女工坐在流水线旁,手速飞快地组装花瓣、叶子。她们大多低著头,很少有人说话,只有塑胶零件碰撞的咔嚓声。
“工资怎么算?”娄晓娥问。
“计件。手快的一个月能拿一百五十块,慢的七八十。”黄老板说,“包两顿饭,住自己解决。”
从永兴出来,周志远低声说:“这种厂,赚的是辛苦钱。利润薄,全靠量大。”
第二家是昌隆纺织厂,做棉布和涤纶面料。
老板姓陈,很精瘦,戴金丝眼镜,说话文縐縐的:“纺织业水深啊。棉花价格波动,布料款式变化,国际市场配额……样样都是学问。”
车间比塑胶厂更热,织布机的噪音震耳欲聋。娄晓娥不得不提高音量:“工人工作环境不能改善吗?”
陈老板苦笑:“改善?加装通风设备要钱,降低噪音要钱。现在一块布的利润才几分钱,哪里负担得起?”
参观完,娄晓娥的衬衫后背都湿透了。坐回车里,她沉默了很久。
“累了?”娄振华关心地问。
“不是累。”娄晓娥摇头,“是……心里堵。那些女工,有的看起来比我还小,就在那样的环境里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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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远嘆了口气:“这就是现实。香港几百万人口,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吃饭在拼命。”
第三天,他们去看电子厂。
大华电子在观塘一栋四层工业大厦里,只占了一层的半层。老板姓林,三十出头,是香港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的,说话时眼睛发亮。
“电子是未来!”林老板带他们看生產线,十几个工人在组装电晶体收音机,“美国已经有集成电路了,虽然贵,但趋势是这样——电子设备会越来越小,越来越智能。”
他拿起一个刚组装好的收音机:“这个,成本二十五块,卖四十块。如果我们自己能生產电晶体,成本能降到二十块。如果未来能做集成电路,那就能做计算器、做电子表……想像空间很大!”
“技术从哪里来?”周志远问到了关键。
林老板脸色暗了暗:“主要是买日本和美国的专利,或者……反向工程。香港缺少研发人才,大学里教的也跟不上最前沿。”
回公司的路上,三个人都很沉默。
晚上,娄晓娥在日记里写:
“3月15日,阴。”
“看了三家厂,三种感受。”
“塑胶厂:辛苦钱,但需求稳定,入门容易。”
“纺织厂:更辛苦,利润更薄,但能解决大量就业。”
“电子厂:有前景,但技术受制於人,像是给別人做嫁衣。”
“王恪说要『积累技术』,可技术从哪里来?香港没有,內地现在更缺。难道要从欧美偷?——这个念头嚇了我一跳。但王恪总能弄到些不一样的东西,也许他真有办法。”
“今天在纺织厂,看到一个女工手指被织布机夹伤了,鲜血直流。管工只是简单包扎,就让她回去工作。女工咬著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哭出声。”
“我想起秦淮茹在服务社搬货的样子。一样的辛苦,但至少在北京,工厂里有医务室,有劳保。”
“香港繁荣的背后,是多少人的血汗?”
“王恪让我们投资这些產业,是为了赚钱,但应该不只是为了赚钱。他说要『强国』,那这些厂,这些工人,算不算强国的一部分?”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维多利亚港的夜色里灯火流动。那些灯火下,有多少工厂在连夜生產?有多少工人还在加班?
她忽然理解了王恪为什么要她从地產转向实业。
买地收租,赚的是钱。
开厂生產,改变的是人,是生活,是一个地方的根基。
第二天开会,周志远先发言:“我建议从塑胶入手。门槛相对低,市场成熟,能快速產生现金流。我们可以收购一家中等规模的厂,同时高薪挖几个设计师——塑胶花卖的就是设计。”
娄振华点头:“纺织也可以考虑。虽然利润薄,但能解决大量就业,政府也鼓励。而且……”他顿了顿,“纺织厂女工多,如果我们能给她们好一点的待遇,提供宿舍、医疗,也算是积德。”
两人说完,看向娄晓娥。
“我想做电子。”娄晓娥说。
周志远和娄振华都愣住了。
“电子投入大,技术难,见效慢。”周志远皱眉,“晓娥,这可不是闹著玩的。”
“我知道。”娄晓娥翻开笔记本,“但王恪在电报里特別提到『电子为未来之眼』。林老板也说,电子是未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赚钱,要看十年后、二十年后。”
她站起来,走到黑板前——这是她新学的习惯,王恪在信里说“重要的想法要写出来,看得见”。
“塑胶和纺织,我们要做。但电子,我们更要提前布局。”
她在黑板上画了三个圈:“塑胶厂,今年就要盈利。纺织厂,明年要扩大规模。电子厂,前三年可能都亏钱,但要培养人才,要建立实验室,要和大学合作。”
“钱从哪里来?”周志远问得很实际。
“地產的租金收入,预计每月有五万港幣。塑胶厂如果顺利,每月能贡献三万。纺织厂可能要半年后才能平衡。电子厂……”娄晓娥咬了咬嘴唇,“王恪说资金可以追加,我们可以先用集团资金支持,等王恪的后续拨款。”
娄振华看著女儿,眼睛里有了不一样的光。
三个月前,她还是那个说起生意就紧张的娄家大小姐。现在,她已经能在黑板上画战略图了。
“晓娥,”他缓缓开口,“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塑胶厂,马上收购一家,由周先生负责。纺织厂,我亲自去谈。电子厂,晓娥,你牵头做前期调研,但要谨慎,一步一步来。”
周志远想了想:“我同意。不过电子厂前期投入不能超过五十万港幣。我们要看到阶段性成果,才能追加投资。”
“好。”娄晓娥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明远集团像上了发条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周志远看中了观塘一家濒临倒闭的塑胶厂。老板姓郑,六十多岁,儿子在加拿大不肯回来接班,自己身体又不好,想套现养老。
谈判很顺利,三十八万港幣,包括厂房、机器、五十多个工人,还有一批库存原料。
签合同那天,郑老板老泪纵横:“这厂我开了二十年,从三台机器做到三十台……交给你们,要好好待它。”
周志远郑重承诺:“郑先生放心,厂名不改,工人一个不减,还会改善工作环境。”
接手后第一件事,周志远就宣布:车间加装排风扇,每月发劳保用品,设立全勤奖和技能奖。
工人们將信將疑。直到第一个月发工资,有人真的拿到了二十块的全勤奖加十五块的技能奖,车间里才有了笑容。
娄振华那边进展稍慢。他看中了荃湾一家两百人的纺织厂,但老板要价太高,谈判陷入僵局。
娄晓娥也不著急,每天带著笔记本和相机,跑遍香港的电子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
她去香港大学工学院,拜访了几位教授。
“电子工业?香港缺基础啊。”一位姓张的教授直言不讳,“没有半导体材料厂,没有精密仪器厂,连个像样的电子实验室都没有。现在所谓的电子厂,其实就是组装厂。”
“如果我们想从组装升级到製造呢?”娄晓娥问。
张教授推推眼镜:“那需要投入巨资建立洁净车间,购买光刻机、蚀刻机——这些设备欧美对华禁运,买不到。就算买到了,也没有人会操作。”
“人才可以培养。”娄晓娥说,“我们可以送人去日本、美国学习。”
“学成不回来怎么办?”张教授苦笑,“我三个最得意的学生,两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英国,都说短期內不打算回来。香港薪水低,研究条件差,留不住人。”
从大学出来,娄晓娥有些沮丧。
但下午见到一个人,让她看到了转机。
那人叫李文斌,二十八岁,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硕士,刚回香港三个月,正在找工作。
“我想回来做点实事。”李文斌在茶餐厅里对娄晓娥说,“但看了十几家公司,都是让我去管生產线,或者做销售。我想做研发,他们说香港不需要研发。”
娄晓娥眼睛亮了:“我们需要。”
她详细介绍了明远集团的规划:“我们计划成立『未来实验室』,专门做电子技术研发。前期可能从简单的开始,比如改进电晶体生產工艺,设计专用集成电路。未来要做计算器、电子表,甚至更复杂的东西。”
“资金呢?”李文斌问得很直接。
“第一年投入五十万港幣。如果进展顺利,第二年翻倍。”
李文斌沉吟片刻:“五十万……做不了大事,但可以起步。我需要至少三个助手,还要能进口一些关键仪器。”
“可以。”娄晓娥当场拍板,“你明天来公司,我们签合同。月薪一千二百港幣,年底有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