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31日，广州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王恪站在省委招待所的窗前，看著雨滴在玻璃上蜿蜒流淌。今天上午九点，第二次座谈会將在省委小礼堂召开。这次不是“务虚会”，是梁书记要求的“务实会”——要拿出具体方案。
桌上摊著连夜修改的《关於在广东试行“三来一补”与土地租赁政策的建议》。这份建议比上次的设想详细得多，厚厚二十页，每个细节都反覆推敲过。
“土地租赁”四个字，是他凌晨两点才决定加进去的。这是个更敏感的概念——土地使用权有限期转让，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几乎等同於“资本主义復辟”。
但他必须提。
因为在那个世界的歷史上，深圳特区的第一声炮响，就是土地有偿使用。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后来的高楼大厦，没有招商引资格局，没有“深圳速度”。
敲门声打断了思绪。
“王处长，车到了。”是小李的声音，“梁书记让我先接您过去，会前他想跟您再沟通一下。”
“好。”
车在雨中行驶，雨刮器有节奏地左右摆动。广州的街道在雨中显得朦朧，但早市已经热闹起来。王恪看到一家店铺门口排著长队，人们在等什么。
“那是侨匯商店。”小李顺著他的目光看去，“今天有新到的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凭侨匯券购买。一台要三百块，顶普通工人半年工资了。”
“有人买吗？”
“当然有！不到十台，排队的有五六十人。”小李感嘆，“老百姓不是没钱，是没地方花。要是能多些这样的商品……”
这话没说全，但意思清楚。
省委大院到了。梁国栋的办公室在二楼，窗台上摆著几盆兰花，正开著淡紫色的花。
“小王来了，坐。”梁国栋正在看文件，抬头示意，“你的建议我看了。『三来一补』部分写得很好，数据详实，可操作性强。但『土地租赁』……”
他顿了顿：“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
王恪早有准备：“梁书记，我反覆思考过。『三来一补』要落地，必须有厂房。建厂房要地，要钱。如果全部靠政府投资，资金压力太大，而且周期长。”
“那土地租赁就能解决问题？”
“可以部分解决。”王恪说得很谨慎，“比如，我们划出一片荒地或滩涂，以较低的价格长期租赁给港商。港商自己投资建厂，我们提供劳动力，合作加工。这样我们不用投入大量资金，还能收取租金，创造就业。”
“政治风险呢？”梁国栋问得直接，“『土地租给资本家』，这个帽子可不小。”
“所以要从法理上釐清。”王恪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查了宪法和相关法律，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这一点不能变。但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就像房屋可以出租一样。我们租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
梁国栋接过文件，仔细看起来。这是王恪从系统资料里整理出来的法律依据，虽然有些超前，但逻辑严密。
“而且，”王恪补充，“我们可以设限：租赁期不超过二十年；土地用途必须符合规划；租金收入专项用於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租期满后，地面建筑物归国家所有……”
“二十年……”梁国栋沉吟，“时间不短啊。”
“要吸引投资，必须给人家稳定的预期。”王恪说，“港商不是慈善家，他们要算经济帐。如果今天建厂，明天政策变了，谁还敢来？”
梁国栋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的雨声渐渐大了。
“小王，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他忽然问。
王恪摇头。
“你不光有想法，还有方法。”梁国栋说，“『三来一补』是方向，『土地租赁』是路径，法律依据是保障。你想得很周全。”
他停下脚步：“但今天的会上，我建议你分两步走。先重点讲『三来一补』，获得共识。『土地租赁』作为配套措施，简单提一下，看看反应。”
“好。”
“还有，”梁国栋压低声音，“会上会有不同意见。尤其是老张——省计委的张副主任，思想比较保守。你做好准备，但不要针锋相对。以理服人，以数据说话。”
“明白。”
上午九点，小礼堂坐满了人。这次来的不仅是各地市领导，还有几个重点县的书记、县长。气氛比上次凝重。
梁国栋主持会议，开门见山：“今天的会，要务实。上周王恪同志提出的『三来一补』设想，大家回去都思考了。今天我们深入討论，形成具体方案。”
他看向王恪：“王恪同志，你先详细介绍一下。”
王恪站起来，走到讲台前。这次他准备了图表——手绘的流程图，用复写纸复印了几十份，让工作人员发下去。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这是我整理的『三来一补』操作流程图。”他指著图表，“从接单、生產到出口，一共十二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详细说明。”
会场里响起翻动纸张的声音。
“首先说『来料加工』。”王恪提高声音，“以服装加工为例。香港那边提供布料、辅料、样板，我们提供厂房、劳动力。加工成成衣后，返还香港，按件收取加工费。”
他在黑板上写下数字：“初步测算，一件衬衫加工费零点五美元。一个熟练工人一天能做二十件，就是十美元。一个月按二十五天算，二百五十美元。按匯率折合人民幣……”
他快速计算：“大约六百二十五元。扣除成本，工人月工资可达八十到一百元。”
“多少？”下面有人惊呼，“普通工人现在月工资才三四十！”
“对。”王恪点头，“这就是吸引力。而且这还只是起步，隨著效率提高，收入还能增加。”
会场骚动起来。这个数字太有衝击力了。
“但是，”省计委的张副主任站起来，他五十多岁，面容严肃，“王恪同志，你算的是理想状態。实际运作中，港商会压价，会有损耗，会有各种问题。最后工人能拿到五十块就不错了。”
问题很尖锐。所有人的目光看向王恪。
“张主任说得对。”王恪没有反驳，“所以我建议，在合同中设定最低保护价。比如衬衫加工费不低於零点四美元。同时，我们建立质量监督机制，减少损耗。”
“合同？”张副主任冷笑，“跟资本家讲合同？他们有一百种方法钻空子！”
“所以需要政府监管。”王恪很平静，“我们可以成立专门的『来料加工管理办法室』，审批合同，监督执行，处理纠纷。把合作纳入规范化管理，而不是私下交易。”
这个回答很务实。张副主任还想说什么，梁国栋开口了：“老张，让王恪同志说完。有问题等会再提。”
张副主任坐下，脸色不太好看。
王恪继续：“接下来说『补偿贸易』。这是解决设备问题的好办法。比如香港那边提供织布机，我们用生產出来的布料偿还设备款。分期偿还，既不用动用外匯，又能更新设备。”
他举了个例子：“国棉十七厂现在用的还是三十年代的织机，效率低，耗能高。如果引进新设备，產量能提高百分之五十，能耗降低百分之三十。用增產的部分偿还设备款，三年左右就能还清，之后就是净收益。”
这个例子很具体，很有说服力。几个纺织厂的厂长频频点头。
“再说『来样加工』和『来件装配』。”王恪翻到下一张图表，“这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形式。香港提供设计图纸或零部件，我们按標准加工装配。这能培养技术工人，学习先进工艺。”
他展示了几个產品样品照片——塑料玩具、电子表、简易计算器。“这些都是香港现在流行的產品，技术不难，但市场需求大。如果我们能做，一个厂就能解决几百人就业。”
会场里的气氛开始变化。从最初的质疑，到认真听讲，再到小声议论。
“王处长，”广州市副市长举手，“按你的设想，如果全面推开，能解决多少就业？”
王恪早有准备：“保守估计，三年內可解决五到八万人就业。如果发展顺利，五年內达到十五万人。”
“创匯呢？”
“按人均创匯一千美元算，十五万人就是一点五亿美元。这相当於去年全省出口总额的两倍。”
数字一出，全场譁然。
一点五亿美元！在这个外匯极度紧缺的年代，这是个天文数字。
“当然，这是理想目標。”王恪补充，“实际推进中会有各种困难。但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確，方法得当，实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完全可能的。”
即使按百分之六十算，也是近亿美元，上万人就业。这个前景太诱人了。
梁国栋適时插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问。”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问题一个接一个：
“厂房哪里来？”
“电力供应够不够？”
“工人培训怎么做？”
“產品质量怎么保证？”
“外匯怎么结算？”
王恪一一回答，每个回答都有具体方案。他准备了整整一周，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
最后，张副主任又站起来：“王恪同志，你说了半天『三来一补』，但有个根本问题没解决——土地。建厂房要地，地从哪里来？国家划拨？那要多少投资？集体出地？那產权怎么算？”
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著王恪。
王恪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最难的部分来了。
“关於土地问题，我有个初步想法。”他说得很慢，“是否可以试行『土地租赁』政策？”
“什么？土地租赁？”张副主任声音都变了，“把国家的土地租给资本家？王恪同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张主任，请听我解释。”王恪保持冷静，“土地所有权不变，永远属於国家或集体。我们租赁的是土地使用权，是有偿使用，是有期限的。”
他在黑板上画了个示意图：“比如这块荒地，没什么產出。我们以每亩每年十元的价格，租赁给港商建厂。租期二十年。港商自己投资建厂房，我们提供劳动力。这样，国家不用投资，就能收取租金，创造就业，还能获得税收。”
“二十年后呢？”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