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酒店的嘉麟楼包间里，空气中有种微妙的张力。
不是敌意，更像是几位武林高手初次见面时的相互打量——客气，但都在评估对方的斤两。
王恪坐在主位，左手边是霍英东，年近六十，面容清瘦但眼神锐利，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式褂衫，手里把玩著一对文玩核桃。右手边是包玉刚，六十六岁，世界船王，西装笔挺，坐姿端正得像军人，面前只放了一杯清茶。
再往外是李嘉诚——五十五岁，刚刚完成“蛇吞象”收购和记黄埔，风头正劲，但此刻姿態放得很低。还有郑裕彤、李兆基……香港实业界半壁江山，都在这张圆桌前了。
服务生上了第一道菜：蜜汁叉烧。但没人动筷。
“王生，”霍英东先开口，声音不大，但带著种不容置疑的分量，“上个月金融那一仗，打得漂亮。我们这些老傢伙，都佩服。”
“霍先生过奖了。”王恪欠身，“是各位前辈的支持，才稳住大局。”
包玉刚摆摆手：“客套话不说了。今天王生请我们来，不是吃饭的吧？”
“確实有事相商。”王恪放下茶杯，“我想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投资科技创业项目。规模……第一期目標，十亿港幣。”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十亿港幣在1983年是个天文数字——足够买下半条街的写字楼。
李嘉诚推了推眼镜：“科技创业？王生指的是？”
“计算机软硬体、半导体、通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所有代表未来的產业。”王恪说，“香港不缺钱，缺的是把这些钱投向未来的眼光和勇气。”
郑裕彤笑了，笑声爽朗：“王生，我们都是做实业的。地產、航运、贸易、珠宝……这些我们懂。科技嘛……”他摇摇头，“太虚。投一百万，可能连个水花都看不到。”
“所以需要基金。”王恪不紧不慢，“专业的基金，由懂技术的人管理，分散投资，长期持有。一百个项目里，只要有一个做成『明远』，回报就是百倍千倍。”
霍英东的核桃停了：“王生说得轻鬆。明远是特例，天时地利人和，不可复製。”
“可以复製。”王恪看著在座每个人，“三年前，明远起步时，香港没有个人电脑產业，没有晶片设计能力，没有作业系统生態。现在，我们有了。这证明了一件事：只要给机会，给资源，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
他顿了顿：“但明远一家不够。香港需要十个、一百个明远。中国需要一千个、一万个明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站起来，不怕任何人的封锁和打压。”
包玉刚端起茶杯，没喝，只是看著杯中的茶叶起伏：“王生，你这是在画饼。”
“是画蓝图。”王恪笑了，“包先生当年买第一条船时，不也是在画蓝图吗？那时候谁能想到，一个寧波来的年轻人，会成为世界船王？”
这话戳中了包玉刚的心事。他放下茶杯，眼神复杂地看著王恪。
李嘉诚插话：“王总，基金怎么运作？谁管理？投什么项目？回报周期多长？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好问题。”王恪从公文包里拿出计划书，每人一份，“基金名称暂定『香江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团队，我会从明远和华尔街挖人，组成专业投资委员会。投资项目，分三个阶段：早期孵化、成长期投资、成熟期扶持。回报周期……至少五年，可能十年。”
李兆基翻著计划书，眉头越皱越紧：“五年？十年？王生，地產项目三年回本，五年翻倍。你这个……”
“李生，”王恪平静地说，“地產能让香港富，但科技能让中国强。而且，长远看，科技的回报率远超地產。只是需要耐心，需要远见。”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拿钱给你们年轻人烧？”郑裕彤说得直白。
“不是烧钱，是播种。”王恪纠正，“现在播种，十年后收穫。收穫的不是一栋楼、一条船，而是一个產业，一个未来。而且——”他环视眾人，“这个基金的利润，我建议只回收本金和基础收益，超额部分全部再投资，支持更多项目。”
霍英东终於开口了：“王生，你图什么？”
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关键。在座的都是商场老手，不相信有人会做赔本买卖。
王恪沉默了几秒。包间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图一个未来。”他缓缓说，“图一个我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因为他是中国人，就被限制买不到最先进的电脑；图一个我们的工程师，不用再去硅谷给美国人打工；图一个中国製造，不再是廉价和山寨的代名词。”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外面的维多利亚港：“各位前辈，你们是从战乱年代走过来的，亲眼见过国家积贫积弱。我比你们年轻，没经歷过那些，但我读过歷史，知道落后就要挨打。以前是枪炮，现在是技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在科技上赶上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还要继续挨打。”
这番话很重。在座的都是爱国商人，霍英东抗美援朝时冒险运物资，包玉刚改革开放后第一时间投资內地，李嘉诚捐建汕头大学……他们心里都有一份家国情怀。
霍英东把核桃放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王生，你要多少？”
“明远出三亿。”王恪转身，“希望各位前辈，至少凑七亿。”
包玉刚算了算：“七亿，我们五家，平均一家一亿四。不算多，但也不少了。”
李嘉诚想了想：“我可以出一亿五。但有个条件：基金的投资委员会，我要派个人进去。”
“欢迎。”王恪点头，“委员会七人组成：明远两个席位，各位各一个席位，再加一个独立的技术专家。所有投资决策，投票决定。”
郑裕彤看向霍英东：“霍公，您看？”
霍英东没说话，只是看著王恪。看了很久，忽然笑了：“我出两亿。”
“霍公？！”其他人都愣了。霍英东虽然身家丰厚，但一向谨慎，这次出手这么大方，出乎意料。
“我老了，钱带不进棺材。”霍英东说，“但能看到年轻人有这份心，这份志气，值了。两亿，就当是我给未来买的门票。”
包玉刚也笑了：“霍公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小气。一亿八。”
“一亿五。”李嘉诚重复。
“一亿二。”郑裕彤说。
“一亿。”李兆基最后说。
加起来正好七亿，加上明远的三亿，十亿港幣。
王恪深吸一口气，举起茶杯：“以茶代酒，敬各位前辈。十年后，我们再在这里相聚，看这十亿，变成了多少。”
茶杯相碰，声音清脆。
一个月后，香江科技发展基金正式成立。
成立仪式在中环的明远大厦举行，来了上百家媒体。台上，王恪和五位实业巨头並排坐著，背后是大屏幕，显示著基金的logo——一只凤凰衔著晶片，盘旋在维多利亚港上空。
“这个標誌是我设计的。”霍英东在接受採访时难得地开了句玩笑，“凤凰涅槃，香港的科技產业也要重生。”
记者追问：“霍先生，您对基金的回报有信心吗？”
“我看重的是意义，不是回报。”霍英东表情严肃，“香港回归还有十几年，这期间，我们要为未来打好基础。科技是基础中的基础。”
包玉刚说得更直接：“钱赚不完，但机会不等人。现在不投科技，十年后我们可能连投的资格都没有。”
这话被各大报纸引为头条。
基金的管理团队很快到位。王恪从华尔街挖来了一个三十八岁的华人投资家，叫李维，斯坦福mba，在高盛做了十年科技投资，对硅谷了如指掌。
面试时，李维问王恪：“王总，您为什么找我？我在高盛年薪百万美元，您能给多少？”
“年薪八十万港幣，不到二十万美元。”王恪坦白，“但给你两样东西：一是改变一个地区產业生態的机会，二是歷史留名的可能。”
李维沉默了。他在高盛做得很好，但永远是个“华人副总裁”，天花板清晰可见。而在这里……
“我接受。”他说。
团队组建后，第一件事是制定投资策略。李维建议从硅谷模式开始：设立孵化器，吸引创业者，提供资金和指导。
王恪摇头：“不能照搬硅谷。香港和內地的情况特殊：工程师多，但创业者少；技术积累弱，但市场潜力大。我们要找的，不是下一个苹果，而是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