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vcd，我们买了，看电影太方便了。”
“听说你们在做资料库？能处理多少数据？”
王恪一一回答。这些研究员大多三十多岁，是中国科技的未来中坚。他们对新技术充满好奇，对明远的成就由衷佩服。
下午，轮到王恪发言。
他走到讲台前，看著台下——有白髮苍苍的院士，有神情严肃的部委领导，有目光炽热的年轻学者。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是王恪，明远集团的负责人。”他开口，声音平稳，“今天能在这里发言，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责任重大。”
他打开准备好的材料，但不是照本宣科。
“我想从一个具体的问题说起：为什么我们造得出原子弹，但造不出好的晶片？”这个问题很尖锐，台下有人皱眉。
“不是因为技术更难，而是因为晶片需要完整的產业生態：设计工具、製造工艺、封装测试、软体支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系统工程，恰恰是钱老最擅长的领域。”
钱学森在台下微微点头。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高技术发展，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来规划。”王恪调出投影，上面是他连夜画的图，“要选准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突破；要打通產业链条，形成正向循环；要培养人才梯队，保证后继有人。”
他讲了四十分钟。从计算机和晶片，讲到软体和人工智慧；从精密製造，讲到新材料；从技术研发，讲到產业应用。最后他说：
“我建议，国家的高技术计划，要重点支持七个领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位造、航空航天、海洋技术、新能源。这七个领域，是未来竞爭的制高点。”
“另外，我建议设立『青年科学家基金』，专门支持35岁以下的科研人员。给他们经费，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去探索，哪怕失败。”
“最后，我建议建立『產学研用』协同机制。企业了解市场，学校有人才，研究所有技术，用户有需求。把这四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让技术真正落地，真正服务国家发展。”
讲完了，台下安静了几秒。
然后，掌声响起。先是钱学森鼓掌，接著是王大珩、王淦昌，接著是所有人。
宋健主任站起来：“王恪同志讲得很好。特別是那七个重点领域，和我们內部的討论不谋而合。”
下午的討论更加深入。王恪的发言像打开了一扇门，大家开始更具体地討论：每个领域要做什么，怎么做，需要多少投入，预期什么產出。
有人问王恪：“晶片製造，我们和国际先进水平差多少？”
“製造工艺差两代，设计能力差一代，但追赶速度很快。”王恪说，“关键在於，我们要有自己的技术路线，不能完全跟著別人走。比如，我们可以跳过某些过渡技术，直接研发下一代。”
“有把握吗？”
“有。”王恪斩钉截铁，“因为市场需求在这里，人才储备在这里，国家意志在这里。三者结合，无往不利。”
会议开到晚上七点。散会时，宋健主任特意留下王恪。
“王恪同志，今天的发言很有价值。”他说，“科委想聘请你为『高技术发展顾问』，参与规划的后续制定。你愿意吗？”
“这是我的荣幸。”王恪说。
“另外，”宋健顿了顿，“关於你提到的『產学研用』协同，我们想以明远为试点，探索经验。比如，航天领域需要的一些专用晶片，能不能委託你们研发？”
“完全可以。”王恪说，“我们有团队，有经验，也有为国奉献的决心。”
“好！”宋健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具体事宜，我让下面的人和你们对接。”
晚上，王恪给香港打电话。
娄晓娥接的：“会议怎么样？”
“很顺利。”王恪说，“我被聘为国家高技术发展顾问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你会更忙了。”
“可能会。”王恪轻声说，“但这件事，值得忙。”
陈致远接过电话：“王总，公司这边您放心。倒是您，在北京多待几天？四合院那边……”
“我明天去看看。”王恪说。
掛了电话，他走到窗前。西山宾馆很安静，远处北京城的灯火星星点点。
系统界面在眼前展开。情绪点平稳增长，来自那些老科学家的讚许，来自年轻研究员的敬佩，来自一种更深层的、家国情怀的共鸣。
但王恪关掉了界面。
他知道，从今天起，明远不再只是一家企业，它成了国家高技术战略的一部分。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脚下的路也更宽了。
他想起钱学森的话：“科技报国，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现在，这份使命，也传到了他这一代人手中。
他要接好。
不仅要接好，还要传下去——传给明远的工程师们，传给那些受香江科技发展基金支持的年轻人，传给千千万万正在崛起的中国科技工作者。
夜风吹过，松涛阵阵。
王恪翻开笔记本，开始写明天的发言提纲。
灯光下，他的影子映在墙上，和那些老科学家们年轻时的影子，重叠在一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而科技强国的长征，今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这一步，有他。
也有无数像他一样，相信中国能行，並为之奋斗的普通人。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