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月。中南海西侧的一座四合院里，海棠花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在春风中簌簌落下。
王恪站在院门口，看著门楣上那块不起眼的木牌：“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字是烫金的，在阳光下闪著微光。带他来的郑主任轻声说：“王恪同志，就是这里了。”
推开门，是个標准的北京四合院格局，但改造成了办公室。正房是会议室，东西厢房是资料室和办公室。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摆著石桌石凳，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文件。
“王恪同志来了！”一个五十多岁、戴著眼镜的女同志迎上来，“我是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姓李。钱老他们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正房的会议室里，长条会议桌旁坐著十几个人。除了钱学森、王大珩、王淦昌几位老科学家，还有一些王恪不认识的面孔——从穿著和气质看，应该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
宋健主任坐在主位，看见王恪进来，笑著招手：“小王同志，来来来，坐这边。”
王恪被安排在宋健右手边，正对著钱学森。这个位置让他有点不自在——太显眼了。
“人都到齐了，我们开会。”宋健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主要是两件事。第一，宣布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的正式成立。第二，討论委员会的工作章程和今年的重点课题。”
他拿起一份红头文件：“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即日成立。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信息技术发展趋势，评估国家信息技术战略，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顿了顿，他看向王恪：“委员会设委员二十人，特邀委员五人。委员由相关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负责同志担任。特邀委员……”他笑了笑，“特邀委员由在信息技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担任。”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恪。
“经委员会提名，科委批准，”宋健宣读名单，“聘请王恪同志为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特邀委员。”
掌声响起。不热烈，但很郑重。
王恪站起身，微微鞠躬。他的心跳得有点快——不是激动，是那种突然被赋予重大责任时的郑重感。
“小王同志，说两句？”宋健说。
王恪深吸一口气：“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只是一个做企业的，对信息技术有些实践体会，但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都很有限。能被聘为特邀委员，我很荣幸，也很惶恐。我一定虚心学习，认真履职，不负所托。”
话很短，但很诚恳。钱学森在对面点头微笑。
“好了，坐下吧。”宋健示意，“接下来討论工作章程。李主任，你把草案发一下。”
文件发到每个人手里。王恪快速瀏览：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全体会议，每月开一次专题研討会；委员任期三年；每年要提交至少一份研究报告；所有意见建议，通过科委渠道直接报送国务院……
很正式，很规范。
“关於今年的重点课题，”宋健继续说，“初步確定了三个：一是我国集成电路產业发展路径研究；二是计算机软体產业扶持政策研究；三是信息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应用的战略规划。”
他看向王恪：“小王同志，你提交的那份《关於信息產业与集成电路发展的超长期规划建议》，已经作为委员会的一號参考资料印发给大家了。今天第一个议题，就是討论这个。”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严肃起来。
一位来自电子工业部的委员先发言：“王恪同志的建议很有远见，但有些目標是否过於激进？比如，1990年前掌握1.5微米工艺。我们现在连3微米都还没完全掌握。”
王恪正要回答，钱学森先开口了：“目標要定得高一点。1956年我们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时，很多人说目標太高，结果呢？很多目標提前完成了。”
“钱老说得对。”来自清华大学的委员说，“但也要考虑现实条件。光刻机、离子注入机这些关键设备，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
“所以才要集中力量。”王大珩接话，“我建议，成立集成电路专项攻关领导小组，像当年搞『两弹』一样，全国一盘棋。”
討论很激烈。有人支持王恪的规划，认为必须抓住机遇；有人担心投入太大，挤占其他领域资源；有人质疑技术路线，认为应该先引进消化，再自主创新。
王恪认真听著，记著笔记。他发现，这些委员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怀著对国家发展的赤诚之心。爭论是为了把事情做好，不是为了爭个输贏。
轮到他发言时，他放下笔：“各位委员的意见我都听了，很受启发。关於目標的激进程度，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定的不是必须完成的目標，是努力方向。就像爬山，我们得先看见山顶在哪里，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他顿了顿：“关於技术路线，我同意『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思路。但引进不是目的，是手段。我们要在引进中学习，在学习中掌握，最终形成自己的技术能力。另外，我建议设立『备胎计划』——在重点领域，至少要有两套技术方案，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备胎计划？”有人问。
“对。”王恪说，“比如光刻机，我们一方面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另一方面要支持国內院所自主研发。哪怕自主研发的暂时不如国外的，也要坚持做。关键时刻，有比没有强。”
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宋健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会议从上午九点开到中午十二点。散会时，宋健叫住王恪：“小王同志，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走了，宋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你的聘书。另外，这是委员会的工作证，凭这个证可以进入相关部委查阅非密级资料。”
王恪双手接过。聘书是红皮的，上面有国徽图案。工作证是深蓝色的，照片是他上个月在北京照的，表情严肃得有点呆。
“谢谢宋主任。”
“別客气。”宋健说，“你现在是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又是唯一的企业家代表。我们希望你发挥桥樑作用——把企业的实践经验和国家的战略需求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敏锐嗅觉和政策的稳定性结合起来。”
“我尽力。”
“另外，”宋健压低声音，“委员会每个月会编发一期《信息技术內参》，直送中央领导。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直接写进去。记住，要写实情，写问题，也要写解决办法。”
王恪明白了。这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直接向中央建言的责任。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感受到了这个新身份带来的变化。
首先是电话多了。以前是合作伙伴、客户、媒体找他，现在多了各部委的司局长、各大学的校长、各研究所的所长。电话內容也从商业合作变成了政策諮询。
“王委员，我是邮电部的老张。想请教您，程控交换机用国產晶片的可行性……”
“王恪同志，我是上海交大的。我们想成立微电子学院，想听听您的建议……”
“王总，我是《求是》杂誌的编辑，想约您写一篇关於信息技术革命的文章……”
王恪一一回应。他让陈致远给他安排了一个助理，专门帮他整理资料、安排行程。
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各种场合。以前他去北京开会，是“明远集团的王总”；现在变成了“国家諮询委员会的王委员”。虽然只是个虚衔，但在很多人眼里，分量不一样了。
四月底，王恪再次飞北京，参加委员会的第一次专题研討会。议题是“计算机软体產业发展”。
这次会议在清华大学的一间会议室举行。除了委员，还邀请了北大、中科院软体所、电子工业部软体司的专家。
会议开始前，钱学森特意把王恪叫到一边：“小王，今天的会，你要多说。软体这块，你比我们这些老傢伙懂。”
“钱老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是事实。”钱学森认真地说，“你那个方舟作业系统，我听说了，比国外的更適应中文环境。这就是竞爭力。”
会议开始。软体司的司长先做报告：“……目前我国软体產业规模很小，主要是为国外硬体做配套。自主作业系统、资料库、开发工具，几乎空白。问题在於：人才缺乏，投入不足，市场被国外產品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