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28日，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玉梅已经在床边坐了一个月。
天赐的手指还是凉的。
她每天都握著，想把它捂热。有时候她觉得捂热了一点，有时候又觉得那只是自己的体温传过去了，是错觉。但她还是握著。她不知道除了握著，还能做什么。
这一天，和过去的三十多天没有任何不同。
苏玉梅握著天赐的手，拇指轻轻摩挲著他的手背。那只手比记忆中大了很多——不再是溪桥村那个瘦小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泥的小手了。它变得骨节分明，指腹有薄薄的茧，是一双练武的手，是一双握笔的手，是一双已经长大了的手。
但它是凉的。
“天赐，娘给你讲个故事。”她轻声说。
她每天都讲。讲溪桥村的老槐树，讲野猪沟的崖底，讲那盏煤油灯，讲报纸上的“人”字。她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但她还是讲。因为除了讲，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你三岁那年，还不会叫爹娘。村里人都说，苍家生了个哑巴仔。”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他，又像怕吵不醒他，“娘不信。娘每天晚上点起油灯，把报纸铺在桌上，握著你的小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她的手指在天赐的手背上轻轻画著，一撇，一捺。
“『人』字，一撇一捺，顶天立地。做人，骨头要硬，心要正。”
她画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夜晚，油灯的光照在你脸上，一晃一晃的。你学得很慢，一个『人』字，写了上百遍才写端正。但你不肯停。你的眼睛那么亮，像知道这个字，要写一辈子。”
她停了一下，手指还停留在那一捺的末端。
“后来你会叫娘了。后来又学会了『天』、『地』、『勇』、『义』。但娘记得最深的，还是那个『人』字。那是你学会的第一个字。”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他，又像怕吵不醒他。
监护仪的滴滴声规律地响著。那是这间病房里唯一稳定的东西。
忽然，那只手动了。
很轻，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轻到苏玉梅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她僵住了。不敢动，不敢呼吸，甚至不敢低头去看。她怕一看，那感觉就消失了，就真的变成错觉了。
然后那只手又动了一下。
这一次更明显。手指微微蜷缩，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想要握住什么。
“天赐？”她的声音在发抖。
天赐的眼睛睁开了。
那是一双很黑、很深的眼睛。苏玉梅见过这双眼睛很多次——在野猪沟崖底的血泊里，在油灯下的旧报纸前，在庙会的擂台上，在每一次他看著她的时刻。她以为她熟悉这双眼睛的一切。
但她没有见过它现在的样子。
空的。
像一口乾涸的井，像一间被搬空的屋子，像一面碎了的镜子——碎片还在，却再也映不出完整的影子。
“天赐……天赐！”苏玉梅抓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你看看娘，你看看娘！”
天赐看著她。他在看，但他看的方式，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没有认出，没有反应，没有任何属於“苍天赐”的东西。
他的嘴唇动了动。
苏玉梅俯下身，把耳朵贴近他的嘴边，屏住呼吸。
他发出了一个声音。
很轻，很沙哑，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艰难地、一点一点地挤上来的。
“……谁？”
那一个字，像一把刀。
苏玉梅整个人僵在那里。她保持著俯身的姿势，一动不动。监护仪的滴滴声还在响，一声，又一声。窗外有鸟叫，很远，像在另一个世界。
她的手还握著天赐的手。那只手是凉的。刚才动过。动过之后，问了一个字。
她慢慢直起身。动作很慢，像身上压著看不见的东西。她的眼泪还在流，她没有擦。她转过身，走向角落那个旧行李包。走了几步，腿软了一下，扶住床沿，站了一会儿，才继续往前走。
那是天赐从吉县带来的，拉链坏了，用一根细绳繫著。她蹲下来，解那根细绳。手在抖，解了好几次才解开。从里面翻出两样东西。
一枚桃木平安符。一块旧怀表。
她知道这两样东西对天赐的重要性。
她把平安符放进天赐的右手心，把他的手指合拢。桃木是凉的，边缘已经被摸得光滑。她又把怀表放进他的左手，贴在他耳边。
滴答，滴答，滴答。
天赐低下头，看著手心里的东西。平安符上刻著两个字，他不认识。翻过来，背面也刻著字。他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两样东西为什么会在自己手里。他只知道，它们是这间陌生的屋子里，唯一被他握住的东西。
滴答声从掌心传过来，很轻，很稳，像什么人的心跳。那个声音让他觉得……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只是手没有鬆开。
苏玉梅看著他。他的眼神是空的，茫然的，像在看两件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他攥著，攥得很紧。
“这两样东西，是你最珍贵的。”她的声音很轻，“娘不知道它们能不能让你想起什么。但娘想著，把它们放在你手里，你可能会觉得……不那么空。”
天赐没有回答。他只是攥著平安符和怀表，躺在那里，听著滴答声。
医生赶来时，他手里还攥著那两样东西。老医生翻开他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让他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抬左手，抬右手，动动脚趾。天赐都做到了，儘管很慢，很吃力。
检查结束后，老医生直起身，看著苏玉梅。
“人醒了，这是好事。但他能醒过来，不代表他能记起来。”
苏玉梅的声音很轻：“他什么时候能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