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就不能采取更积极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说用立法来限制各种政治、资本、宗教势力对媒体的控制？比方说限制主流媒体的股权结构和收入结构，从而确保它们尽可能摆脱金钱支配，尽可能体现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济，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抽签制”（某些基层社区已经用这种方式来产生维权民意代表）来替代选举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释和避开一点劣质民主之害？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殚精竭虑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对金融、贸易、生态、交通、玩具、化妆品、宠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师满街走，法规文本车载斗量，但不论是民主行家还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都经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一般来说，找一个万能的道德解释，视结果顺心的民主为“真民主”，视结果不顺心的民主为“假民主”，成为很多人最懒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断，差不多是一脑子糨糊的忽热忽冷。权势者更不愿意展开相关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辩论——因为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现存秩序破绽毕露，使权力合法性动摇，危及他们的控制。他们更愿意在“民众神圣”一类慰问甜点大派送之下，继续各种熟练的黑箱游戏。
民众并不是神，并无天生的大爱无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护，需要反误导、反遮蔽、反压制、反滥用的综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专制的效益优势：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会更安而不是更乱，经济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权更能得到保护而不是暴力横行性命难保……特别是在涉外、涉远、涉专等上述事故多发地带，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补不容轻忽。从更高标准来看，一个企业光有董事会民主和股东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还包括员工民主（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下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霸王企业”、“毒魔企业”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公司法》等法规在这方面还过于粗陋。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顾到“他者”，要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国防、金融、财政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至于欧盟与“x盟”之间更高层级的民主共营构架，虽然面临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令人头痛的鸿沟，但只要当事各方有足够的诚意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进入想象。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将层出不穷。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中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当时的民心所向。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1]，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药价恐怖主义”、“污染恐怖主义”一类让人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轻易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时导入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刚被国际社会誉为改革模范，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
只是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而且民主本身还有问题，至少还可以更好，还需要换代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实现民主形态的更多样和更合用。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参考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博采本土的一切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禅让”制、“谏官”制、“揭贴”制、“封驳”权等，比如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多党参议”、“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比如改革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网上论坛”、“ngo参与”、“消费者维权”……这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有助于善政的举措，都可以通过去芜存菁而得到整合与汲取，从而让人们真正放开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决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难题；同时也丰富和扩展民主内涵，走出有中国特色和开拓意义的民主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一个文明复兴大国在追求富强的进程中理应有此抱负和责任，不可缺失制度创新的智慧。
几年前，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学者兼欧盟官员。他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导笔者走进一座旧楼，参观他们主办的妇女手工活培训班、职工读书沙龙，还有社区青年的环保画展，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为分裂而孤独的个人“原子”状态就正是专制的理想条件，人们只有经常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参与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强民主的意识与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达，包括尽可能消解某些误导性宣传。在他看来，欧盟民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电视里某些政治秀，不如说更在于这些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开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为此争取更多的预算、义工以及跨国性讨论。
这是一个满头银发的长者。
可惜我的几个中国同行者听不懂他的话，对捞什子手工活一类完全不感兴趣，一个个东张西望哈欠滚滚，只想早一点返回宾馆。连译员也把“民主”一词译得犹犹豫豫，好像老头说跑了题，好像自己耳朵听错了话——这些鸡毛蒜皮与伟大mocracy能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大街和广场上的激情才够得上民主的劲道。
我也曾举着标语牌走向中国和他国的大街广场，但我知道，民主要比这多得多，要繁重的深广得多。
此时的银发长者有点沮丧，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是这尴尬一刻，成为本文的缘起。
2007年9月
*最初发表于2007年《天涯》杂志。
注释
[1]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在新兴时期或困难时期都曾借助集权或威权管制手段，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亚洲四小虎”，又如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卑斯麦时期的普鲁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