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和认为太傅离朝，国朝动荡，还是稳一稳，比较好，只要土蛮汗不犯边，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便是。
吕调阳也觉得现在不太适合动武，要动武还是把张居正请回来比较妥当，稳定朝局，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军兵们才能奋勇杀敌。
至于吏部尚书万士和，在朝中风向还没明朗之前，指望他表态，那不现实，万士和主打一个见风使舵。
“戚帅以为呢？”朱翊钧询问戚继光的意见，仗是他要去打，戎事不问大将军，只靠文臣，是弄不明白的。
“臣倒是想打，但是臣也以为元辅所言有理。”戚继光斟酌再斟酌，才俯首说道，他想打，但是吕调阳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就打吧。”万士和稍一琢磨，已经明确得到了风向的他，做出了表态，他笑着说道：“先生在西山，距离京师不过五十里路，也就半天一天的功夫，真的出什么事，就去西山搬救兵。”
“那斗战胜佛护送金蝉子取经，这遇到了事儿，不照样上天请救兵去？”
“你这话说的，张先生又不是无所不能。”马自强态度有所松动，但还是不太认同。
吕调阳听闻，眼前一亮说道：“万太宰所言有理，张先生回朝不过一天而已，前线一旦有变，这也容易应对。”
张居正不是回江陵了，是去了西山，往返不过一日而已。
朱翊钧最终点头说道：“那就暂时不封了，这还没打够，矛盾还没有充分冲突，所以还得打，那就打吧。”
张居正归政，国事都归了陛下决策，所以陛下做出了决定，打着看便是。
“王阁老，朕有一些疑惑，先生所编纂的大明会典，在刑名一卷中，说私刻印绶者斩，此律甚是严苛，但历代所行，并无宽宥之意，何故？”朱翊钧询问王崇古这个刑部尚书，关于刑名问题。
大明的死刑必须要经过皇帝的朱批才能问斩，朱翊钧就注意到了一个案子里，是私刻了印信，直接问斩，所以才开口问此刑名的立意。
私刻印绶者斩，不问所行次数，也不问得财多寡，只要是私刻印绶皆斩，任何私刻行为，都要掉脑袋，朱翊钧只是觉得这个刑名太重了些。
王崇古思前想后说道：“印信系干王制与历日符验等项，故律：凡伪造者即坐以斩，这里的印绶说的是官印，但凡是以官印坐罪问斩，便很少有无辜者，沽钦恤之名，恐酿朝廷失纲宪之大弊。”
“如此，循旧例便是。”朱翊钧认同了王崇古的意见。
他问这个刑罚是不是太重了，王崇古的回答是不重，而且还说的很明白，是私刻官印者斩，并且还说改这一条，恐怕有失纲宪的弊端，这年头所有的防伪，都是依靠手书、印绶、骑缝章来实现，私刻官印和谋反是相等的罪责。
“臣遵旨。”王崇古松了口气，陛下并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这个改了，看似仁政，但不过小仁而已，坏的是整个社稷的公序良俗，坏的是礼法。
吕调阳又拿出来一本奏疏说道：“吏科给事中李学一上奏言驿站减编事宜，一曰：核节省之实以定站额查；二曰：议减免之实以恤民困；三曰：稽供应之实以恤站役；四曰：清徵纳之实以恤逋负。”
兵部尚书谭纶瞪大了眼睛看着吕调阳，愣愣的问道：“不是，李学一的意思是，让咱大明裁撤驿站？”
“嗯，他就这个意思。”吕调阳把李学一的奏疏递给了谭纶，这奏疏就在眼前，他就是简要的、提纲挈领的说一下这奏疏的意思，这不是他的意思。
谭纶眯着眼把奏疏看完，而后看着吕调阳就开始笑：“呵，哈，哈哈哈！”
“贱儒言论，不足为信。”谭纶给出了兵部的意见，这个李学一的言论，其实就是基于朝廷多一事则百姓多十事的基本论点进行展开，比如驿站驿卒，少一夫就少粮十石，这样地方税赋就能少三四分，这百姓不是得了实惠？
驿卒是一种劳役，同样也是一种世袭罔替的军户，大明的驿站要养马、要聚敛供应来往官吏吃喝，这李学一觉得驿站劳民伤财，不如裁撤减编部分。
这直接给谭纶整笑了。
谭纶收敛了一些笑意摇头解释道：“他觉得他是在宽恤小民，觉得让各巡抚官悉心查处，可使民沾实惠？裁撤减编驿站，以此谋生的驿卒如何安置？他觉得裁撤了部分的驿站，就可以节俭，但是真的节俭吗？这驿站就如同人身上的血管一样，他裁撤减编了驿站，是准备肢解我大明吗？”
“此人不履实务，理应去边方理事，就去云贵好了，到了那边，估计就清楚，大明为何要维持驿站了。”
“万太宰，这你的人，你以为呢？”
李学一不仅仅是万士和的学生，还是吏科给事中，谭纶从来不干涉文官的任免职务，当初王崇古带着一堆晋党，以谭纶在朝日坛咳嗽劾去，谭纶都没有反击。
实在是这个李学一的谏言太离谱了。
万士和看完了李学一的奏疏，那一脑门子的汗，气呼呼的说道：“这个李学一，我定好生管教他！”
“大司马所言有理，就让他去贵州吧，踏踏实实的吃点苦，脚踏实地的干几年，就知道厉害了，这空心的笔杆子，尤其是在这翰林院、国子监里最是常见，觉得自己待得翰林院就是天下的模样了。”
“不懂可以去学，不知可以去看，胡言乱语些什么，徒惹人耻笑。”
元辅吕调阳迟迟不肯动笔，看着月台上的皇帝，等皇帝决策。
朱翊钧和张居正十分默契，这种事张居正自己就把浮票写好了，还用朱翊钧亲自决策？
皇帝和吕调阳，这对儿君臣，就这样大眼瞪小眼的瞪了一会儿，吕调阳才抓紧落笔写好了浮票，呈送御前。
内阁的部分决策权，就是来自于这浮票，多数情况下，皇帝都会采纳辅臣的意见，直接批红允行，这就是内阁部分国事决策权。
而吕调阳做次辅是极为合格的，但是他当首辅，还是有点底气不足。
“最近六册一账出现了一些问题。”王国光见皇帝朱批结束了裁撤减编驿站的议题，说起了六册一账，六册一账的问题是大明财税和吏治的一把锋利的刀，财用要用它来稽税，而吏治用它来厘清贪腐，但是王国光开始补充六册一账的问题了。
“咱们大明的官吏真的上有政令，下有对策，考成法和六册一账，在一些个官吏手中，俨然成为了一种懒政的不二法宝，具体来说就是摊派和做表。”
“怎么摊派呢？权力不下放，责任下放。怎么做表呢？六册一账是朝廷要的，遇一事，则几十份表下放，谁签字画押，谁担责。”
“咱们的朝廷命官啊，酷爱做表和摊派。”
“今春，江西闹起了蝗灾，九江府瑞昌县的文书房一书吏，一天就做了十七份表。清丈，让书吏填表；还田，让书吏填表；核查人丁，让书吏填表；告冤，还让书吏填表；林林总总，似乎摊派和做表这两板斧，就成了万能法宝，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一样。”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就是重罚之下，必有勇夫。”
朱翊钧看着王国光，眉头紧蹙的说道：“大司徒，这是大事，好好讲讲。”
王国光面色严肃的说道：“重罚之下，必有勇夫。”
“上面来了令，就摊派下去，责任给到签字画押的人身上，自己则去天酒地，要是把责任下放，事权是不是也该下放？却全然不是，书吏头都挠秃头了，手里没权，他办什么差？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
“这种重罚必然导致，大明的吏员们，为了逃避重罚，只能弄虚作假、粉饰太平，欺瞒一时是一时，而且人浮于事，做表面文章，这就闹出了蝗灾来，去岁都说防治蝗虫了，但是压根就没怎么治。”
“这种重罚之下，必然导致一件事，那就是上面知道下面要弄虚作假，故意抬高尺码，而下面的人知道要上面抬高尺码，故意弄虚作假，彼此默契之下，这考成法自然就败坏了，这六册一账，被浩渺账册给淹没。”
王国光就江西巡抚潘季驯的奏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六册一账，也批评了考成法的一些弊端，这不是说张居正之过，王国光也不需要因为言先生之过立斩，政令是政令。
一条政令，都是在不断地推进中完善的，这才是符合矛盾说中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量变引起质变。
“其实也好办。”万士和看着王国光如临大敌的模样，笑着说道。
“好办？！”朱翊钧看着万士和惊讶无比的说道：“万太宰，这可不是闹着玩，吏治和财税，是先生富国的核心要务，可不能胡说。”
万士和笑着说道：“陛下，其实这里面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字，权，权力的权。”
“这吏员们不是不想干，而是他们需要权去做这件事，但是他们需要的这个权，在那些个朝廷命官手里攥着，这些个朝廷命官整天泡在青楼里，这吏员干不了，可不就只能弄虚作假了吗？”
“其实真的很简单，出了事，砍官的脑袋，县里出了事，砍县令的脑袋，府里出了事儿，砍知府的脑袋，这省里出了事儿，砍布政使、巡抚的脑袋，这两难自解。”
“啊？”朱翊钧看着万士和，瞪大了眼睛，所有廷臣都看向了万士和，好像、似乎、也许、真的可以这样？
万士和进一步解释道：“大司徒所虑之事，其实归根到底是个胡乱问责导致的乱象，胡乱问责，就是问责的时候，没问责到正主头上。”
“县里出了事儿，问责吏员，府里出了事儿，问责六房，这没找准主政之人，自然就是胡乱问责，迫于重罚，必然要弄虚作假了。”
“出了事，这手下吏员担责，这正主，可不就继续逛青楼了吗？”
“怎么治粮仓，就怎么治这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就是。”
“治下火龙烧仓，左右布政脑袋就掉了；粉饰天平，就一起摘帽子、掉脑袋就是。这得找正主，要么自己亲自盯着，要么自己逛青楼，把事权下放给办事的人。”
朱翊钧坐直了身子，不敢置信的看着万士和，右手不停地拍在左手之上，不住的点头说道：“精彩，精彩，万太宰，真的是国之干臣啊，鞭辟入里！”
万士和十分谦虚的说道：“陛下谬赞，臣也是拾人牙慧而已，臣做这个吏部太宰，大抵是做不明白，部里的事儿，都是先生在管，臣遇到了问题，就去全楚会馆请教先生，这一来二去，便学到了一些张先生的皮毛，这便拿出来献丑了。”
“握着印绶，却在青楼，拿着摊派来的任务，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问责拿印绶的人，两难自解。”
万士和偷偷到张居正那儿补课了！
这招数说穿了，就是一把手负责制，这件事交给你这个一把手，这个一把手就是全责，出了事，朝廷不问别人，就问这个一把手的责任，这就是万士和对吏治的理解。
简单，但是真的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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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