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李泽厚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错。
殷商文明，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
是燕子吗？是。郭沫若说是凤凰，恐怕不对。就算是，也是燕子变的。因为玄鸟每年都要降临人间一次，凤凰则没人见过。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6]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