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廖苕货，当时在另一个地方赌博，抓庆伢时，他老怪自己手气不好。
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这是规律。一个年轻人如果意外轻松的财产来得容易，就对不劳而获产生了路径依赖，赌博是他们通常的必经之路。
这里的赌博，并不是通常的打牌带彩，而是掷骰子之类的纯粹赌博。公安在打击固定赌场时，有自己的眼线，所以，在茶楼或者城里某个私人的家里，甚至开宾馆房间赌博，已经不安全了。
最近的赌博方式，是在两个市的结合部山村，开一个地下赌场，事先邀约圈子内的人，进场，得有起码的买码钱，才能够有资格进入。毕竟，这种临时赌场，是需要成本的。
首先，你得跟当地村民关系好，这个地方，一般不在大村庄，只是山中一个单独的农家小院最好。最好，不通公路，或者只通一条公路，便于观察人员瞭望，远处有警车过来，至少在五公里外，就有瞭望人员打电话通知赌客。等公安一到，人与钱，早就撤了，要么躲进事先设好的撤退路线，要么躲进深山老林，就安全了。
并且，这种开赌场的人，在派出所公安局，要么门口放了暗哨，要么有内部眼线。
其实公安局的内部眼线，是很容易找的，那些在里面临时聘请的打扫卫生做保洁的人，就是最好拉拢的对象。还有一些治安联防队员，或者临时司机之类的。他们知道公安局有大动作的消息，他们还有易拉拢的特点：成本低。他们既不是正式工，大不了出事下岗。他们工资低，一点小钱，他们就愿意冒风险了。
当时，苕货到与邻市交界的一个废弃矿山边，一个独立的农家小院。这个院子的家，是一个农户，他的子女已经到外地打工了，只剩下老爹爹一人在家，给点钱租用一下，老爹爹就同意了，还答应帮人做饭，也可以小赚一笔。
这地方，背靠大山，也没什么农田，因为除了坡地，就是废弃矿井，容钢原来的球团矿，就是在这里挖，但已经在十几年前，矿脉挖完了，这地方就废弃了。这家农民依靠几亩坡地为生。
巨型的矿井早已被雨水填满，但这种水面，是不能养鱼的，因为，鱼长得太大，你都打不起来。太深了，据说最深的地方，得有两百米。
苕货最开始并不是专门来赌博的，也有罩场子的味道，毕竟，他也是道上的人。容城来的几个赌客，大多是有点钱的包工头或者做生意的，有两个，还是苕货介绍来的。
但大家输赢如此之大，以至于苕货本人的手都痒了。本来，跟着几个老板在背后押了庄，也小赢了几把。但实在忍不住，也下场了，他本身就带了钱，提前就有来参赌的意思，但不多，也只带了五万元的门槛费。跟着老板们背后押庄，也赢了两三万块钱，当时忍不住，也就下场。
下场就开始输，大概把赢来的两万多块钱输得差不多时，电话就来了。
这个电话，是他母亲打来的，公安局抓庆伢时，庆伢家的邻居，刚好是苕货母亲的工友，所以看到这一幕，上班后当稀奇故事讲给苕货的母亲，苕货的母亲虽然不清楚苕货究竟在做什么，但母子之间，平时也是有交流的。
她隐约听到儿子说过，好像庆伢是他们老大，生意做得特别好，自己在跟他学做生意。
凭母亲保护儿子的直觉，她立即给苕货打了个电话。
苕货一接电话，脸马上就黑了下来，以至于开赌场的，还以为公安要来抓赌了。苕货简单解释了一下，就离开了。当时，跟着苕货一起来的，有个老板，虽然现在已经在做煤生意了，但过去也曾经收过容钢钢耗子的钢材，也心虚，他提议，苕货跟着他一起溜掉，避避风头。
当年，他在容钢收钢材时，是经过苕货的帮忙的。如果苕货不出卖他，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老板有过这经历的。
利益勾连是最稳当的关系，在此关键时刻，这个规律起了作用。
两人先跑到武汉，苕货把手机关了，换了一个手机，容城的电话卡当然不能用了，在武汉，用别人的身份证，重新买了一个号，开始了漂泊生活。
廖苕货如同惊弓之鸟一样，在武汉，跟着这位姓任的老板当小弟，其实，很不自在。但是，他又不敢回去，怕庆伢的事，牵连到自己。
但案件就是这样，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很多漏网之鱼。要么是网不密，要么是鱼太细。对这个案件来说，两个因素都有。
新公安局长急于立功，在案件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时，只顾主犯抓获定罪，往往忽视了对从犯的犯罪事实的查证，总想，人抓住了，互相供认，就可以的掌握案情了。
而庆伢组织这种网络，最高明的地方在于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各个收购点，都分别按不同时间同他交接账目钱款。如果一个点被端，那他只知道自己与老大的联系，是不太明白其他点的生意的。
但是，公安局的人，岂是那么好骗的？各种人一抓，各自供词一对比，说没说谎，简直太好判断了。所以，生意做得比较长的，赚钱比较多的，都被挖了出来。
而苕货，却有意无意地被漏掉了。他所负责的点，原来是跛子手上接过来的，本来只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属于边角料，不是收购的主要渠道，赚的钱也不多。况且，苕货这个初入江湖的家伙，名气也不大，其余几个收购点的老大们，也不太熟悉他。
被庆伢因为钱少瞧不起，被其他人因为入行新没出名，这反而救了苕货，居然没人供出苕货来。苕货这事，也不是没线索，公安也在排查名单中列过，但人没找到，而事情也没有事先收集，所以，线索就断了。
再加上，没证据，找苕货父母了解情况，也只能多侧面了解。苕货的父母的答案倒是符合实际的：“他偶尔回家吃个饭，平时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们都不晓得。反正，家里管不了他，他浪在哪里，也不会给我们说。”
电话断了，人的线索就断了。况且，他没有实际犯罪的证据，公安也就暂时不查下去了。毕竟，按当时的规格，苕货的事即便查清楚了，他也够不上主犯的行列。对于苕货来说，最大的违法，就是跟竞争对手打过架，跟那个燕子老爸的包工头耍过狠，都属于治安事件，最多够拘留几天，够不上刑事犯罪。他与冬子的冲突，他还是个受害人，这黑社会混得也太差了，管片的民警都觉得，苕货是个小人物。苕货的行为，如果查实，大概也最多够判两三年的。刑事犯罪是销脏，但没有切实的证据与线索，算不上犯罪嫌疑人。
公安连继续查下去的动机都不明显，更莫说发通缉令了。而苕货，在武汉，根本不敢随便打听消息，完全处于自认为的逃跑之中。
有时候，你最讨厌的人，却形影不离地追随着你的脚步，苕货与冬子，简直是前世冤家，前赴后继地逃亡。
在武汉，任老板知道，自己即使被捉，也不够判刑的标准，毕竟自己只销过一次脏，最多处点罚金，或者判一缓一之类的。只要不回容城，容城警方不会费老鼻子劲来找自己。苕货的事究竟有多大，他不知道。但，这个人成了亡命天涯的人，自己成为他唯一的依靠，这是最忠实的小弟了。
倒腾煤炭，在武汉，最需要煤炭的，是有锅炉的单位。当然，武钢或者青山电厂这种大企业，任老板的生意，肯定插入不进去。但有些建有自备锅炉的企业，是需要大量煤炭的。
煤炭这个生意，要做起来，是需要有窍门的。一般锅炉烧煤，其实是不需要有多高要求的。也就是说，好煤能烧，差一点的煤也可以烧。但是，大企业有大企业的质量收货标准。武汉是中部制造业之都，许多企业都有锅炉，这些用煤量，其实表面分散，但作为个体生意人来说，只要做到了一家，就够你赚钱的了。
大企业对煤炭检验的标准，受两个指标的约束：含硫量与燃烧值。毕竟，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发达的地方，作为制造业之都，连武钢的老式高炉出来的污染，都需要治理，免得引起雾霾，更莫说其它企业了。
空气污染中有一个很具体的指标，是指废气中硫化物的含量。如果硫化物含量过高，会形成酸雨，这是世界上发达工业国家过去发生过的灾难之一，是环保部门重点监控的。而许多地方产出的煤炭，就有很高的含硫量。
比如四川与贵州，也有一些小煤矿，那里出来的煤，售价较低，但因为含硫量过高，很难进入武汉的市场。武汉烧煤的企业，主要还是从山西进来，所谓全国性的北煤南运，是个大趋势。
含硫量这事只是一个门槛，如果你达到了标准，是可以进场的。第二个指标，直接关系到价格。许多武汉的企业，烧锅炉其实不需要太严格地按燃烧值确定煤炭价格的。但是，以武钢及火电厂这些用煤大户的标准，确定了市场的一个基准线，导致，整个市场，都按这个标准来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