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桂老师才是正宗的葛家大湾的人，而葛老师，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虽然，他走得并不远，但总是回不了家。
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容钢的三十年，在容城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存在。子弟校从小学办到了高中，职工从最初的三千人扩张到了后来的五万多人，工厂的门从原来的只有四个，扩张到从1号门到15号门之多，整个厂区的长度，绵延有十华里之长，宽度也有两公里。而与职工相关的家属，大约共有十几万之众。
它的发展带来了附属工厂的兴起，最典型的是汽水厂。这里的夏天是非常热的，炼钢工人是三班倒，高炉不能停。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在高炉前工作十分钟，汗水就浸透了全身。他们降温的办法，除了限制炉旁工作时间外，还有饮料上的绝招。
第一是绿豆汤，熬得浓烂，放入冰块，抬到车间外，从高炉外换班出来暂歇的工人，喝一口这冰凉的绿豆汤，整个身体经历冰与火的交替感受，找到了心理上最佳的平衡。
第二是汽水。当碳酸进入火热的胃部后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一个饱嗝，让二氧化碳将体内的热气带出来，那种夸张的仪式感，给高温下的劳动者带来的舒爽，无法比拟。当然，汽水这个洋玩意，还有另外的意思，那是苏联人带来的西方饮料，给人一种高大上的贵族感。
工人是老大哥，钢铁工人是老大中的老大，已经印在了当时五元人民币上面了。老大就要有老大的样子，比如可以喝汽水。
这种汽水最先是武钢发明的，配方也不保密，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一说，当然容钢也就学过来了。办了一个汽水厂，除了供应容钢工厂，免费定量发放以外，也卖给普通的容城市民。
据说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外地亲友来容城探亲，总要拿些汽水回去，毕竟这东西，在其它地方是很难买到的洋玩意。容城的那个时代，因为容钢而骄傲。
随着容钢子弟校从小学办到高中，葛老师的教学生涯也就晋级为高中老师了。后来在78年恢复高考过后，容城县教育局受当时风靡一时的黄冈高中的启发，重视起升学率来。于是，就把当时容钢与容城县的教育资源合并了，集中了最优秀的老师，办出了一个省重点中学：容城中学。从此，葛老师就在老师到教导主任到副校长的仕途上，顺风顺水了。
有能力的人就像布袋里的锥子，总是要露出头的。这句话，好像春秋时代就有人说过。
此消彼长，从八十年代以来，容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五十年代的高炉，技术能力肯定跟不上时代了，优质钢无法跟宝钢这种全日本生产工艺比较。况且，煤电消耗的比例高，成本太高，以至于价格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当然，容钢这样的大企业，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比如乘着中国大基建的东风，专门搞建材钢。这种钢要求的质量指标并不高，还可以占领一部分市场。但是，经不起民营企业小钢厂的价格冲击，人家设备与工艺都是新的，况且员工成本也低。毕竟，民营小钢厂的职工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人家不需要喝汽水，绿豆汤也不需要那么浓，加不加冰块的，都是浮云。
生意不好盘柜台，向外扩张有难度，就内部挖潜，找管理要效益。首先倒霉的，就是汽水厂，与总厂剥离，自找市场，自负盈亏。
不是那汽水的味道不好，也不是汽水的价格太贵。而是面对可乐的冲击，那汽水已经失去了贵族的标签，原来大家眼中的容城骄傲，如今变得土气。
而我们的主人公冬子的母亲，就是汽水厂的职工，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的。汽水厂倒闭了，容城的一个时代，就这样，以千万个家庭的命运转折，走向了新的世纪。
本厂职工也要减员增效，最先裁掉的，当然是不在生产一线的后勤人员，而冬子的父亲，容钢炼铁二分厂食堂的掌勺大师傅，虽然是保留对象，但工资待遇，已经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了。
最为不幸的是，在冬子读初三的那年，母亲得了慢性肾炎，需要长期用药，加重了家庭负担。冬子的父亲陈师傅，原来是部队炊事员转业的，正宗的二级厨师出身，虽然别人叫他师傅时他有点虚荣，但身上流淌着军人不服输的血液。他白天上班在食堂做菜。晚上回家做羊肉串，晚上十点钟左右，一切准备妥当，他就在家门口出摊了。
为什么是晚上十点钟呢？因为他打了个时间差。一般餐馆在这时都已经关门了。但工厂许多夜班师傅下班后，肚子就比较饿，甚至喜欢喝点酒。劳动的人，需要味道浓烈的肉食，羊肉串是最好下酒的东西。
对门是东山公园的一个小道出口，年轻人谈恋爱的，此时开始下山，给女朋友向个羊肉串，也是浪漫的事。
更何况，新世纪以来，国人的麻将风潮扑面而来。夜晚麻将至半夜散场，赢了的人请客，在老陈师傅这里买一把羊肉串，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既然有如此商机，为何没有竞争对手呢？这里不仅是陈师傅的厂门外，也是他的家门外，他是在此处有根的人，别人不会故意为难。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厂里出名的大师傅，掌勺的。按工友的说法，陈师傅的手艺，要不是在家照顾有病的老婆，到哪个大酒店，都是万儿八千的挣。
这是容城美食的一块招牌，时间长了，本地人吃羊肉串都以陈师傅的手艺为标准。以至于到新疆旅游的容城人，吃新疆的羊肉串时，还不忘说一句：“还是我们容城老陈的味道好些！”
从那以后，老陈每晚的休息时间，只有四个小时。毕竟，他收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但是赚的钱多，起码是他在工厂工资的三倍以上。除了保障老婆的医费和冬子的学费以外，还买下了边上一座老房子。
这房子其实也是工厂的，原来是分给职工的宿舍，红砖红瓦的二层楼，上下各两户，中间是楼梯，楼梯下面的转折处是楼梯间，有自来水龙头和池子，里面是厕所。一楼是男厕所，二楼是女厕所。
每一户内，是里外两个通间，用常用的话说，就是个小型筒子楼。当时工厂缺钱，就把这些在厂区外面的职工宿舍作价卖给职工，也到容城县房产部门办了房产证。当然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当时一户人家的两间房，总共也就给厂里交三千元。
工厂大量裁员减工资，有些技术的，生产一线的，就跑到其他的民营钢厂工作。没多少技术的，就跑到广东浙江打工去了。过去旱涝保收的工人，没有多少储蓄意识，以为国营厂可以保他们的一生。到了交房款的时候，另外三户就有些为难，再加上人要到外地工作，这房子也太破旧了一些，毕竟是五十年代修的，就有卖指标的意思。
所谓卖指标，是当时的流行说法，毕竟工厂把宿舍卖给职工，价格肯定还是比市场要低些。这个房子按当时的市场价，应该值四五千，厂里只要三千。
这四户人家，只有老陈拿得出钱了。另外三家想要现钱，于是，老陈以每户五千的价格，把房子都买了过来。此时，邻居才知道，老陈半夜守着个烧烤摊，原来赚了这么多钱。
天下没有小生意。
老陈当时也有他的考虑。第一，他不是容城本地人，父母在外地也早就去世了，他没有根。在容城有个独立的房子，也算是在此地立住了。第二，冬子长大了要成家，把这房子翻修一下，也可以作新房。第三，自己在这里卖羊肉串，光在街头露天生意做不大，受天气影响。如果自己再想扩大规模，办一个正经的烧烤店，下面两户的四间房，就是两个门面，人可以住楼上。下面一间作操作间，另外三间，可以摆六张桌子，那就成了大生意了。
谁能够想到，这看起来很老的红砖住房，可以作为做生意绝佳的门面呢？
老陈知道，他看到工厂走下坡路的趋势，也看到自己烧烤摊的兴旺。勤劳的人饿不死，有手艺的人有饭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在这老厂里，做小生意，他的起步是最早的。
冬子的母亲叫芦花，虽然有肾病，但日常的生活还是能够自理的。羊肉串制作过程比较麻烦，肉要洗要腌，作料要准备，老陈回家后剁肉，芦花就帮忙往签子上串，夫妻的配合中，家庭兴旺的氛围就比较浓。
那是冬子最幸福的时光，父母太宠，不让他干活，他就跑东山公园去玩，寒暑假也没亲戚走，除了按父母要求，偶尔到葛校长家去一趟，剩下时间，几乎都是在东山公园游荡中度过的。
他有一件事不太理解，父母总要让他到葛校长家去。虽然在那里，也有几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但都比他年纪小，他们都是葛校长的孙辈。按从小的习惯，他叫葛校长和桂老师：“爹爹”、“家家”，就是外公外婆的意思，叫葛校长的的子女，就叫舅舅和姨了。
但是，他确切地知道，他与葛校长一家，没有血缘关系。他自己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他母亲芦花，甚至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里，是流浪过来的人。
这幢房子是陈冬在容城物质上的根，而葛校长一家，可能是陈冬在亲人上的根了。不知道此时的陈冬在哪里，他会不会也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