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洁拘谨地站在她后面，正低头整理沙发上的衣服。
她把堆叠成山的衣服全部抱到靠墙的一张单人木椅上，给沙发腾出了一半的位置。可是露出来的布质表皮上染着一团团偏灰黑色的污渍，脏得像是上世纪的遗留产物。
她用手拍了拍，掸掉一些细小粉尘，很不好意思叫何川舟坐。然而屋内又实在没别的地方能用来招待。踌躇中抬起头，恰巧撞上何川舟的眼睛，惊慌了一声：“啊？”
“没什么。”何川舟放低了语气，“我随便坐就可以了，你不用招待我。”
她说着直接从餐桌边抽出一张塑料凳子，摆在沙发对面，示意对方也入座。
保洁见状，往右边挪了两步，贴着沙发扶手坐下，跟她的位置稍稍错开些角度，似乎这样能更有安全感。
保洁低垂着眼帘，何川舟则在斜对面若有所思地观察她。那道不算强烈的眼神轻飘飘地落在她身上，让保洁有种手足无措的不适感。而何川舟的沉默更是加重了那份诡异。
女人抬起头，鼓起勇气问：“警官，你们还要来几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是说不愿意配合你们调查，可是你们警察老来找我，我真的会很害怕！”
何川舟却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你家里有多少人啊？”
“我……”保洁一时没反应过来，磕磕巴巴地说，“我孙子放假的时候会过来吃饭。我妈进城的时候也住在这儿，不过最近这段时间都在乡下。”
“哦。”何川舟目光温和，为了安抚她的紧张，还露出一点笑意，“你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保洁张开嘴，好半会儿才回答说：“陶先生没出事之前，我基本每个月都有一万多块钱。有时候忙一点，一天打扫个三、四家，会赚得更多。”
何川舟点头：“那收入其实还不错。有存款吗？”
保洁内心充斥着一股躁动不安，频频打量对面的人。
何川舟一直询问她家里的事，她知道刑警是不会无缘无故跟证人聊生活的。
可是何川舟的表情与神态都不带有任何威胁性，仿佛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在说一些寻常的关心的话，没有要发难的意思。
纵然是何川舟这种极具压迫力的人，当她想和颜悦色地跟你聊天的时候，女性特有的亲和力与温柔感，还是能很有效地打消对方的警惕。
女人彷徨再三，眼神四处游离，最后还是定睛直视何川舟，带着一丝决然，问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何川舟压低上身，靠近了她，似温柔的蛊惑，声音轻慢：“我知道陶先勇，给过你很多帮助。生活优渥的人才会说，什么人生是一段旅程，要享受，要学会满足。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人生就是一条赛道，人活着，要痛苦，要挣扎。如果停下来了，就是满盘皆输。”
保洁摇头：“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这种事情动摇不了我。”
何川舟身形往后一靠，右手手肘撑在餐桌上，长长叹了口气，唏嘘道：“我也可以找你的资料。不过我甚至不用看你的资料，就知道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她犹如在念一段毫无感情的文字，复述着一个人贫乏的一生：“小时候父母不支持，没念过多少书，不认识字，所以去任何陌生的地方都觉得十分惶恐。成年没多久，就在父母介绍下跟见过没几次面的男人结了婚。之后一生定了调。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劳动、活着。等到父母生病，孩子独立，生活一天变得比一天糟糕……”
简单、枯燥，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波澜都来自于柴米油盐，成长过程中所有的际遇也无法赋予她反抗的能力。
自出生起，不自由的环境就决定了她大半的人生。
保洁打断她的话，说：“你猜错了。”
何川舟脸上肌肉牵动，露出个没什么温度的笑容：“我还没说完呢。”
她站起身，背对着女人踱步到厨房门口。
黄昏时期，太阳渐沉，天空猛地黑了下来。
夜幕从上至下地侵袭，晦暗的光透过玻璃，在案板上勾勒出凉薄与孤寂的模糊长影。
空气很沉，闷得人难以呼吸。
“明明自己做得最多，得到的却是最少，就算这样其实你也不介意。一辈子活得浑浑噩噩，不睁眼看的话，糊糊涂涂也就过去了。伺候丈夫、侍奉父母，拉拔儿子长大。你分明没有保留地对待他们，可是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却没人愿意给你看病。”
何川舟看着厨房里的碗筷、覆着油烟的墙面，还有几盒随意扔在洗手台边上的药盒，觉得命运有时候真是极具讽刺。
对不受偏爱的人潦草书写，随意弃置。
管它痛苦是不是能克服；
管它绝境是不是能转圜。
“你才五十多岁，不想死，这不是很寻常的事吗？你一边打工，一边吃药。有钱了就去医院，没钱了就躺在家里。你给他们打电话，没人愿意来看你，因为你把钱给自己花了。你活着的价值，被自己消耗了，所以你不配。”
何川舟回过头，半明半暗的一张脸，写着惋惜与同情。说出的字分明很轻，却跟惊岸的潮水一样猛烈地拍打过来。
“对吧？”
女人恍惚发觉，是她自己轻得像草一样，所以才会那么轻易地被风吹翻。
她生活得像棵草一样。
何川舟低缓的声音很容易叫听的人生出一股惆怅：“一个人的生活痕迹跟多个人的生活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沙发上那几件老人跟孩子的衣服已经放太久，上面都落灰了。电视机边上的教材也是几年前的版本。不是你在厨房里多摆两个碗，大声一点儿说话，就可以伪装得了的。”
保洁沉默了很久，抬手一抹自己的脸，自我安慰般地低声道：“他们还是会来看我的。”
何川舟的每个字都显得不留情面：“极少吧，敷衍地关心几句就走了。”
保洁抬眼看她，吸了吸鼻子，又从手边堆满的杂物里翻出一包开过的纸巾，抽了两张胡乱在脸上揉擦。
她平复着呼吸，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直到只剩下一腔伪装出来的平静，跟何川舟说：“我也不想跟你讲我生活的难处，而且你自己都看见了，如果不是陶先生愿意帮我一把，我真的已经死了。他带我出来打工，给我介绍工作。我以前在他的公司里上班，做保洁员。日常是比较轻松，可是工资再高也就几千块钱。他说如果我愿意吃苦，可以辞职。他每个月给我四千保底，我再去找点别的活干，起码能翻几番。陶先生在我们村，名声一直很好的。他愿意帮自己人。”
何川舟半蹲在她面前，看着她不停揉搓着手里的餐巾纸，语气依旧平和：“我知道，像陶先勇这样的有钱人，不会跟你有太多接触。他稍稍对你好一点，是因为需要你帮他做事。当然这不代表他是个好人。”
女人的眼睛里水花闪烁，反而让无神的眼神变得生动了不少，她声音夹着无法抑制的颤抖跟沙哑，说：“他是不是个好人，跟我没有关系啊。”
何川舟问：“你呢？”
女人刚压下去的情绪瞬间再次翻涌，不知怎么就因为这两个字感到无比的酸楚，她指着自己，声音尖细地发问：“我怎么了？我没做错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