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诺犹太教堂靠近梅耶家族私宅的林荫道上，格蕾丝·维克多·沙逊和一个老太太连袂走在一块。老太太是莫泽尔·尼西姆，马纳塞·梅耶的女儿，现年六十八岁，自1930年马纳塞·梅耶去世，她成了新加坡犹太社区的实际领袖。
行至一棵树下，莫泽尔驻足说道：“格蕾丝，你和亚当的婚礼准备在哪里举行？”
格蕾丝取下背在肩上的咖啡壶，倒了一杯咖啡给莫泽尔，“科恩家族决定在圣城举行婚礼。”
莫泽尔轻笑道：“以色列这个小家伙改变了科恩家族的传统，不再延续以色列这个名字，给自己孩子取名耶路撒冷，又叫孙子亚当，让你有了不少忌讳。”
“这没有什么，只是言语上注意一点。”格蕾丝云淡风轻道：“莫泽尔，我想加入新加坡犹太妇女联盟，给新加坡贫困同胞一点帮助。”
莫泽尔握住格蕾丝的手，说道：“你能加入，我十分欢迎，格蕾丝，我的年纪大了，以后联盟的事你多操心。”
新加坡犹太妇女联盟由莫泽尔建立，是一个纯粹的慈善组织，旨在为新加坡犹太穷人提供切实的帮助，初始由马纳塞·梅耶提供绝大部分资金，主要活动在犹太社区，后期莫泽尔经常被要求帮助解决新加坡更广泛的社区需求，而她也乐于响应。
马纳塞·梅耶去世后，联盟大半的资金来源改为成员“带资进盟”，格蕾丝加入联盟，不仅要干活，还要不断投入资金。
“我会的。”
格蕾丝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轻呡一口，远眺欧思礼路街景。
这一眺，她看见了正在上坡的冼耀文。
躲在一棵树上的范文芳（谢景琛）同样看见了，她明白自己盯梢莫泽尔的任务到了该结束的时候，轻巧地从树上滑落地面，转瞬间消失不见。
冼耀文走到一棵树前驻足，看树上刻着的一行德文，直译成中文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爱因斯坦到此一游”。
1922年，爱因斯坦携表叔与大姨的女儿、第二任夫人艾尔莎，前往东京进行巡回演讲的途中转道新加坡，执行一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交代的任务——敦促新加坡犹太社区最富有的成员向耶路撒冷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捐款。
筹款会议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彼时的主席哈伊姆·魏茨曼预先安排，他给马纳塞·梅耶发了电报，要求社区领袖安排招待会。
莫泽尔身为“最迷人、最能干的女主人”，在梅耶家族的豪宅安排了一场300人的招待会，豪宅里满是各式茶点，同时还有室内管弦乐队的表演。
新加坡犹太人普遍对爱因斯坦夫妇十分敬畏并尊重，积极响应爱因斯坦的筹款请求。
冼耀文觉得老头子有一方面挺犹太人，尊重科学，也尊重科学家，见到有真本事的科学家，即使瘫痪也会站起来给对方敬杯酒。家族豢养了不少科学家，待遇和老头子自己看齐。
老头子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全部遗传给了他，他对科学家也是极为尊重，包括爱因斯坦，等爱因斯坦挂了，他会参与“大脑切片争夺战”，多争取几块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
看过狗皮膏药，冼耀文接着往上走，一抬眼看见了圣诺犹太教堂，也看见了梅耶家族的豪宅，新加坡犹太人的圣地之一，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会议地点所在。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只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却是到处都是。早些年，沙逊家族在上海主导成立了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并创办了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以色列信使报》。
1920年7月，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权后，马纳塞·梅耶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遂建立了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他担任主席一职。
不管是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协会，还是新加坡的，都是代表了巴格达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态度，而巴格达犹太人离开巴格达之后，绝大多数转移到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然后开枝散叶，前往香港、新加坡、上海英租界、英国。
无一例外，都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巴格达犹太人和英国的纠葛很深，一如沙逊家族，家族利益与英国国家利益深深捆绑在一起，他们是妥妥地亲英派。
1930年之前，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不断向犹太基金会捐款，以及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世俗学校和塔木德托拉学校。
1930年，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逆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分歧，动摇了富裕的新加坡犹太人和英联邦其他亲英派上层犹太人的想法。
此外，1930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发表恰逢马纳塞·梅耶去世，这进一步削弱了协会内部的凝聚力，也动摇了犹太社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承诺与发展。
1930年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如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一般放慢了筹资步伐，对复国主义暧昧起来，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接着的一段时间，新加坡的复国主义变得低调，乃至销声匿迹，上海那边却是出现了大量由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建立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这些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冰天雪地，对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那么向往，一部分人的目标是建立以色列，而另一部分人只想有一块安全的栖息之地，东北那嘎达或彩云之南都是可以的；
于是，有一些东欧犹太人被安江仙弘等人设计的河豚计划所吸引，也有一些与孙科眉来眼去，因为孙科于1939年2月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云南划定犹太人聚居区域，安置穷无可归的欧洲难民。
两项方案都传到了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直接被否决，全世界推崇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九成九的目标是回归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不予考虑。
并且，自从二战爆发，犹太人中声音最响亮的存在从欧洲犹太人转变为美洲犹太人，直接点说是美国犹太人，亲美派。
一方想建立以色列，一方想在中东赶走英国这根搅屎棍，换一根与自己利益一致的搅屎棍，双方一拍即合，犹太人惦记了数千年的复国就这么搞成了。
巴格达犹太人一瞅，直接来了句“what fuck”，娘希匹，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老子怎能想到建国革命真能胜利，老子这不成小丑了吗？
前期投资了这么多，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不能没老子的份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既然知道错了，那就补救吧，这就有了沙逊家族和科恩家族的联姻。
科恩家族现任族长是以色列·科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秘书长，多年来为复国主义奔走，以色列能建国成功，他的功劳不小，在以色列的权力体系里，一定会有科恩家族一席之地。
一颗红心往往需要几手准备，三十年代，新加坡巴格达犹太人与上海的许多巴格达犹太人一样，觉得必须将对英国的忠诚置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之上。
大卫·马歇尔曾在自创的《以色列之光》上公开谴责从巴勒斯坦来新加坡的一位狂热犹太复国主义使者的行为，原因是该使者指责岛上的犹太家庭没有响应他挨家挨户筹款的呼吁。
二战期间，新加坡的犹太人精英阶层纷纷通过参军入伍以向英国表示效忠，在小鬼子入侵迫在眉睫时，大卫·马歇尔加入了新加坡志愿军，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保卫新加坡而组建的辅助性民兵组织。
t.a.d.沙逊是《以色列之光》的编辑，也是沙逊家族在新加坡的后代，战争爆发时他位于伦敦，并随之加入了皇家空军。
他们对英国的忠诚却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昭南时期，马歇尔和其他留在新加坡的犹太人作为敌国国民被关押在劳改营，饱受营养不良、痢疾和疟疾之苦。
一些年轻人则被分配至泰国至缅甸的死亡铁路上工作，大卫·马歇尔被派往北海道，在一个煤矿工作。
战后，面对去殖民化浪潮席卷，新加坡巴格达犹太人又多了一手准备，就是等待、争取新加坡独立自治之可能，并在自治后掌握绝对或一定的话语权。
而大卫·马歇尔是主动站出来，同时也是被犹太社区选中的六星芒旗帜扛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