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徐达首先发言，已经痊愈的他声音沉稳有力：“蒙古人百年前两次远征日本，都以惨败告终，如今我军水师荒废，且都是内河水师，尚不具备跨海远征的条件，如果贸然行事，恐怕会步蒙古人的后尘，还望陛下慎重。”
蒙古人第一次跨海征日是在至元十一年的时候，以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主帅，由水师搭载陆师，浩浩荡荡地开赴日本对马岛，这支军队由契丹人、高丽屯田军、降元金人与北方汉人组成，可以说是杂牌军。而在元军登陆九州岛后，日本人的抵抗相当顽强，出发前元军并没有预计到这次跨海征日战争的困难，在后勤补给上没有做太多准备，运送补给的船只又因为飓风无法抵达，饿着肚子的元军被日本人赶下了海，仅有半数部队逃出生天。
蒙古人第二次跨海征日则是在至元十八年，此役被日本称作“弘安之役”，元朝汲取了上次失利的教训，这次兵分两路，北路军还是契丹人、高丽人、金人、北方汉人的组合，而南路军则是由精于水战的宋朝降将范文虎率领，两路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军官和士兵。
日本人也没闲着，北条家沿博多湾海岸线修筑出很多高约两三米、底部宽达三米的防御工事，取号“元寇堡垒”，用于观察海面上元军的态势及抵御其抢滩登陆，但日本人的准备基本都白做了，一场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飓风过后，元军被摧毁殆尽，这次连登陆的影子都没摸到。
蒙古人两次远征日本的惨痛失败，距今不过一百一十年，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大明君臣来说，远征日本，还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毕竟，当年横扫天下的蒙古人都栽了，谁也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打这仗一定没问题不仅这海上飓风有点邪性，而且日本本身也不容忽视，其国内虽尚未结束南北朝战乱，但整体仍然是一个人口上千万、兵马数十万的大国，就体量而言，甚至要大于北元，并且已经维持了数千年的独立，绝非是一个能够轻易攻取的对象。
韩国公李善长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徐达的观点：“陛下，臣也认为消息虽然探明，但此时不宜远征日本，最起码，要准备好一支规模十万人上下的远洋水师，并且让军队专门训练登陆作战，且准备好一旦战争陷入旷日持久之后还能够充足供应的后勤物资，才有战而胜之的把握。”
“而且，我军既然已经在北方边境上，准备发起对北元的总攻，还是应当以北元这个生死大敌为重。”
这话倒是没错，大明先后收复了云南和辽东，为的就是这最后一击，跨海征日虽然重要，但还没有覆灭北元重要。
郑国公常茂则持不同意见，他上前一步，慷慨陈词：“陛下，臣以为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远征日本，日本虽然隔着大海，但本身此时尚处于南北朝内乱之中，我朝兵强马壮，只要能够登陆定能一举成功。况且，日本对我朝一直心怀不臣，还敢杀戮我大明使者，此次远征可以震慑他们，扬我国威。”
常茂口中的这件事，指的是当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而日本方面不仅拒绝了明朝要其称臣纳贡的要求，并以明使无礼为由把主使杨载和副使吴文华扣押起来，最后还斩杀了五个人，可以说是对大明威严的挑衅，这件事情，让大明的高层始终耿耿于怀。
曹国公李文忠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陛下，臣认为远征日本有利有弊。利在可以获得金山银山，弊在可能会损耗国力劳而无功，但不论如何，都应尽早下定决心，否则如果等日本结束南北朝战乱，再恢复过来，到时候打起来可能更费劲了。”
实际上，大明高层的判断并没有错，眼下是洪武二十年，日本的南北朝分裂，已经进入了终局，南朝在九州、四国、本州等地，都陷入了全面颓势。
而如果历史走向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么再过五年，到了洪武二十五年，日本南朝的大觉寺统和北朝的持明院统，将在室町幕府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主持下，缔结著名的《明德和约》，缔约后南朝的后龟山天皇将向北朝的后小松天皇让渡天皇三神器（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从而结束持续了足足一甲子之久的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局面。
朱元璋听着众臣的发言，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蒙古人的覆辙，但他也清楚，如果放弃这次机会，等日本重新完成统一，从南北朝的巨大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以后想打恐怕就难了。
而且，考虑到日本因为南北朝战乱而产生的流浪武士，正在组成倭寇不断的肆无忌惮地侵扰大明的边境，难免日本恢复过来之后，反而会成建制的骚扰大明，此时不打，日后遗祸无穷，这也是一种隐患。
毕竟，再怎么说，自己主动出击，也比等敌人缓过气来以后被动挨打要强得多。
因此，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朱元璋终于做出了决定：“日本，咱打定了，蒙古人做不到的事情，咱们汉人未必做不到！从今日起，训练士卒，兴建水师，储备辎重，争取五年之内，一举征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