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逃避现实，以诗酒茶花自娱，几乎就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这种苦闷并无人可以诉说，作为知县，他也不能在下属面前流露出软弱沮丧的态度。
而眼前这个年轻的吴地游方僧人的出现，却让解缙有了短暂释放压抑的机会，反正说与他听也不过是一个他乡过客，什么影响都没有。
两人交谈甚欢，从大明律法谈到民间疾苦，解缙对朱雄英的见识大为赞赏，而朱雄英也对这位年轻知县的才华感到钦佩，同时，也借由解缙这个比普通百姓更高的视角，对于大明社会的现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法师是江南吴地之人，不知不远万里来此，所为何事？”解缙忽然问道。
朱雄英沉吟片刻：“我本是行脚僧，四处云游，并无固定去处。但既然来到蓝田，便想多留几日，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再往西安城去。”
“那甚好。”
解缙眼前一亮，似是想起了什么，拍手道：“若是法师欲往西安城去，解某倒是可以介绍一桩差事。”
解缙没有摆官架子自称本官，而是以友人相交自称解某，但这反而引起了朱雄英的疑虑。
差事？不会是什么跑腿送信之类的活吧？其实若是如此倒还好，就怕有更麻烦的事情。
他显然想岔了，解缙随后把事情道来：“秦王正妃有疾，药石难医，秦王如今尚在京师，但王府已出重金延聘僧道巫尼为王妃祈福，若是法师有兴趣，解某可修书一封以作介绍。”
解缙接着解释道：“布政使司给每个州县都派了文书。”
虽然解缙话没说全，但朱雄英心中已经了然，原则上讲藩王不得干涉民政，但乱七八糟的事情让地方协助却总是免不了的，地方也不可能不办，而这件事显然就是西安府里摊派的任务了，派去的人大概率不会被选上，但每个州或者县总得派个人去凑数。
秦王朱樉去年因过失被回京城，名义上担任宗人令，实则令其闭门思过，因此如今偌大的秦王府是没有主人的，而秦王正妃观音奴反而不当家，当家的是受到朱樉宠爱的侧妃邓氏，即开国名将已故宁河王邓愈之女。
所以观音奴有疾，也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什么宫斗之类的因素存在，似乎贸然卷入并不妥当。
——但解缙的亲笔信对于朱雄英来说，反倒是目前很需要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时代，证明一个人的身份是非常麻烦的，同样，查证一个人的身份也很麻烦，所以朱雄英伪造的度牒，只要不去京城的大天界寺僧录司里查档案，在外面很难被识破，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被识破的风险，毕竟他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跟脚的。
而且，眼下是洪武二十三年如果历史线没变化的话，再过两年，到洪武二十五年度牒新规定出台以后，这张伪造的度牒就不能用了.洪武二十五年大明朝廷会敕颁《周知板册》，这是全国僧人名册，上面有天下僧人的年甲姓名字，度僧的年月及度牒号码，然后公布于全国各寺院，若有游方僧人来挂单，要询问对方来自哪里、在哪剃度、法号为何，再核对僧籍册，符合了才能挂单；若册内无名或年貌不同，就要报官处理。
趁着制度空隙他伪造的度牒还能用，而再往后就会有极大概率被识破，再加上朱雄英的目的地就是前往京城，所以他这个游方僧的身份必须要更换，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登记户籍落户。
大明在洪武开国之初人口登记采用的是宁国府知府陈灌发明的“户贴制”，户帖上登载了包括姓名、年龄、籍贯、应当差人数、男子成丁数、房屋田地牲畜数等。后来则是演变成了“黄册制”，黄册上除了户贴的那些信息以外，还加入了根据从事职业划定的户籍，主要分成民、军、匠等类。
大明不限制因为战乱等因素躲藏在山中的隐户出来登记户籍，也不限制僧人的还俗，反而对于这些增加劳动人口的行为非常鼓励，因为劳动人口在明初是极为稀缺的资源但问题在于落户往往需要对应的土地以及担保人，所以如果能够得到知县这个级别官员的亲笔介绍信，是可以作为间接证明材料拿去落户用的。
既然自己肯定没什么损失，又是顺路之事，朱雄英点了点头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很快，解缙就给他写了一封加盖印章的亲笔信，而上面所言的内容，也证明了朱雄英的伪造身份。
有了这封信，朱雄英只需要去秦王府逛一圈，顺理成章的落选，再把携带的金银变卖一些，购置土地，就可以在西安府名正言顺的登记户籍还俗落户了，一般来讲，没有人会往前追查他的身份，这些秘密也将彻底被掩藏。
朱雄英又在蓝田县盘桓了几日，初步了解了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情况，并通过观察纠正了不少习惯细节后，跟随一支商队的拉货马车，一同踏上了前往不远处西安城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