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凝低着头，并未理会他。
徐闻面露唏嘘之色，侃侃而谈的继续道：
“我也是出生贫苦之家，我的父母起早贪黑的赚一点辛苦钱，供我读书，他们这一辈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靠着读书走出深山，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
“十九岁那年，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考上了一所省外高校，但是面对高昂的学费，我的父母无能为力，当时借遍了整个村子，也没有凑齐学费，我的父母后来找到了村委，希望村委能够帮忙申请一个贫困生名额。”
“但是你知道吗？我父母跑前跑后的寻找村委干部帮忙，上下打点关系，足足花掉了三分之一的学费，最后得到的结果竟然是没有通过，最实并不是我的条件无法通过，而是我的贫困生名额被另外一个比我家境要好很多的人取代了。”
“我当时因为这件事气的火冒三丈，想去找那些人讨个说法，但是我父母哭喊着拉扯着我，不让我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我如果去找了那些人，将来我会被彻底的针对和孤立。”
“后来那个暑假，我父母卖掉了家里的老牛，才凑齐了我的学费，进入高校以后，可能是因为身为农村人，先天就带来的自卑感，使得我和很多城里的孩子格格不入，每当我看到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那种优越感，我的心里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仇恨感。”
“大学四年，我顺利渡过，但是那四年，我每一天几乎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我要勤工俭学，我要奋发图强，毕业后，原本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种困境，可是后来进入职场，新一轮的困境又朝我袭来。”
“我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普通的白领公司，待遇还不错，但唯独人际关系复杂，我去上班的第一天就被人穿了小鞋，后来我尽量的让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凡事不与人争辩，低调行事，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遭到了别人的陷害，而所谓的上级，根本没有给与公平的处置，这让我对工作和办公室的环境感到心累。”
“但这些并不是让我最痛心的地方，最痛心的事情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母亲得了重病，去县里的医院检查了一番，确认为重症肝脏疾病，要做肝移植。”
“当时这件事，对我们那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当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们县里的医院没有这种手术经验，让我移送到了市里的医院，得到的结论同样是需要做肝肾移植手术，做这种肝肾移植的手术，需要十多万，其中一大部分要支付给红会，因为肝肾来源地就是红会。”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在医院楼道里抽着烟，他抽的是五块钱一包的香烟，而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抽的是六块钱一包的香烟，父亲让我拿主意，父亲的意思是这种病像我们那样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但我坚决要给母亲做这个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