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曹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五福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五福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四个人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的时候，我们就拿着网兜和盛蚂蚱的口袋来水稻田。那时候的水稻田到处都是人，象赶集一样热闹。不时有一团团小火烧起来，然后就飘来一阵阵香味，那是有人在烧蚂蚱吃。
我们四个人每天都会找一个避风处，拢一堆树叶干草，四个人围成一团，生火烧蚂蚱。蚂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烧一次。要是有一天没吃蚂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
烧蚂蚱时，要先掐掉肚子，只烧腰部以上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肉。刚放进火里的蚂蚱半个身子还在跳跃，剩上半身的蚂蚱跳跃几下就不动了。不一会儿，蚂蚱就开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梁很快绽起一朵黄红色的小油。等到过年过节才有的肉香味出来后，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张小嘴全都乌黑，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儿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四个人，现在差别是多么大啊。
这时，越来越多的村人走过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悦让我无暇多想。稻田里捕蚂蚱的人，踩着田埂向前小跑，网兜贴着水稻叶间飞行，很快网兜就沉重得坠下来，半网兜的蚂蚱在里面跳。
淑芬看得眼热，丢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就走开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己经拿着蛇皮带，加入了扑蚂蚱的行列。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忽然感觉家乡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许家乡并不能治疗我的伤痕，不由怅然若失起来。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村己经完全变了模样，老村和新村己连成一片，整个村庄虽然还是以老槐树为中心，但向周围扩大了一倍多。村内不再象以前那样阴暗，一片光明。原先高大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胳膊粗的小树。左边废弃的水井己经填平。右边的老槐树倒是还在，但根部己经被砖砌起了半米高的围墙，表面还抹上了水泥。
以前，老槐树下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
放眼望去，原先那些泥坯房所剩无几，取而代这的是宽敝的平房，村中间似乎还有两幢小楼房。小村看上去比以前整齐许多，却很冷清，只有几条追逐嬉戏的狗，为整个村庄平添了一份生机。常言道，近乡情怯，不是没有道理。我赶紧整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和衣衫，不经意间，前面墙上的一行大字吸引了我，定晴看去，只见上面涮着一行标语：“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这条标语是朱红色的字，血淋淋的，很是触目惊心。我想到肚子里刚刚流掉的孩子，不由黯然伤神。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个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上绿色的标语，口气温馨了许多：“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条标语己有些斑驳了，我记得很早很早就写在这儿了。以前还不觉得什么，现在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再穷不能穷教育！”既然如此，当初我为什么上不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