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同一间书房。
王恪再次坐在那张椅子上，面前摊开著刚刚完成的建议书——三十二页，近两万字。领导没有急著翻阅，而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
“王恪同志，上次我们谈得很投机。”领导说，“今天想听你系统讲讲，你对国家工业化的整体思考。不要拘束，想到什么说什么。”
王恪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来到这个时代后，最重要的谈话之一。
“领导，我认为咱们国家的工业化，应该走一条『三步走』的道路。”他开口了，声音平稳但坚定，“第一步，打好基础；第二步，完善体系；第三步，追赶超越。”
“哦？具体说说。”领导放下茶杯，目光专注。
“第一步，打好基础，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王恪说，“现在咱们很多工业產品依赖进口，连最普通的螺丝钉、轴承都要靠外国。这不是长久之计。我认为，要用五到八年时间，建立起基础的工业生產能力。重点放在几个领域：工具机、钢铁、电力、化工。”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简图：“以工具机为例。工具机是工业的母机，没有好工具机，就造不出好机器。我的想法是，以『红星牌』为起点，联合全国几家有基础的工具机厂，分工合作——瀋阳专攻大型工具机，上海搞精密工具机，武汉做专用工具机，北京搞通用工具机。这样形成合力，儘快填补空白。”
领导接过简图，看了看：“这个思路不错。但现在的条件，能实现吗？”
“困难很大，但不是不可能。”王恪实话实说，“关键是要有系统的规划，要集中力量。咱们现在一穷二白，不能撒胡椒麵，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比如，可以成立一个『工具机工业领导小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
“继续。”领导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打好基础的同时，要开始第二步——完善体系。”王恪接著说，“工业化不是有几个厂就行了，要有完整的体系。从原材料到零部件，从主机到配套，要形成產业链。比如造工具机，需要钢材，需要轴承，需要电机，需要电气控制。这些配套厂要同步发展，不能主机厂等配套厂，配套厂等主机厂。”
他顿了顿：“我建议，可以以重点產品为龙头，带动相关產业发展。比如，要发展汽车工业，就要带动钢铁、橡胶、玻璃、仪表等几十个行业。这就是『龙头带动效应』。”
领导点点头：“这个观点很新。但咱们现在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好，谈什么带动？”
“所以要从最简单的开始。”王恪说，“可以先从农用机械入手。拖拉机、水泵、脱粒机，这些技术要求相对低，但市场大，能解决农业生產急需。把这些搞好了，积累了经验，再向更高端发展。”
他怕领导觉得太保守，补充道：“当然，高端领域也要布局。比如航空、军工，这些关係到国家安全，不能等。但这些领域投资大、周期长，需要国家集中力量攻关。”
“你说到点子上了。”领导感慨，“咱们现在就是两条腿走路——一边解决吃饭问题，一边解决安全问题。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但必须做。”王恪说，“这就引出了第三步——追赶超越。等到咱们有了基础，有了体系，就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开始追赶。这个阶段，重点是技术创新，是人才培养。”
话题自然转到了人才战略。
“领导，我认为工业化最大的瓶颈，不是资金，不是设备，是人才。”王恪的语气严肃起来，“我调研过几个大厂，技术工人大多是小学文化，能看懂图纸的不到一半。工程师更是稀缺，一个万人大厂，正儿八经的工程师不到十个。”
“这么严重？”领导皱眉。
“只会更严重。”王恪说，“我在美国留学时看过一个数据：美国製造业工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的占百分之七十；工程师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咱们呢？恐怕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书房里沉默了几秒。
“你有什么建议？”领导问。
“我建议，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王恪翻开建议书的中间部分，“这套体系应该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技术工人培养。”他指著图表，“现在各厂自己培训，標准不一，水平参差。我建议，国家统一制定技术等级標准，建立技工学校体系。学员在技校学理论，在工厂实习，毕业时达到三级工水平。这样可以保证基本素质。”
“第二层，技术干部培养。”王恪继续，“现在的大学生，理论强，实践弱。我建议改革高等教育，加强实践环节。比如，工科学生要有至少一年的工厂实习。同时，要在工厂里选拔有潜力的年轻人，送到高校进修，培养『工人工程师』。”
“第三层，高级专家培养。”他说到这里，声音更坚定了，“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层。咱们要有自己的科学家，自己的技术权威。我建议，选拔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同时在国內，建立重点实验室，集中攻关关键技术。”
领导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
“这三个层次，要形成体系。”王恪总结道，“技术工人是基础，技术干部是骨干，高级专家是引领。三者缺一不可。而且，要有上升通道——优秀的技术工人可以成为技术干部，技术干部可以成为专家。这样才能激励人，才能留住人。”
“培养出来的人，怎么用？”领导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用得好，是关键。”王恪说，“现在很多厂，对技术人员不重视，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生產高』。技术人员待遇低，没地位，留不住人。我建议，要制定专门的政策，提高技术人员待遇，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他举了个例子：“我们研究所的刘铁柱同志，原来是中科院的研究员，现在到厂里来。为什么愿意来？因为这里有实践平台，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看得见的成果。这就是舞台。”
“舞台……”领导沉吟，“是啊，人才需要舞台。咱们现在最缺的，可能就是给人才搭建舞台的人。”
王恪心中一动。这话里有话。
“王恪同志，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领导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但你要知道，国家现在困难，百废待兴。你说的这些，需要钱，需要资源，需要时间。而咱们最缺的就是这些。”
“我明白。”王恪也站起来，“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能等，要边干边建。比如人才培养，不能等学校建好了再培养，要在实践中培养。我们研究所现在就在做——年轻技术员跟著老师傅学，跟著专家学，进步很快。”
“实践出真知。”领导点点头，“你们那个研究所，现在怎么样了？”
王恪匯报了研究所的进展：“『红星牌』工具机已经批量生產，装备了二十多个厂。第二代工具机正在设计，预计明年上半年出样机。自动化研究方面，清华大学赵静书老师每周来指导，年轻人已经掌握了基础原理。材料研究有了突破，新型刀具寿命提高了三倍。”
“好，好！”领导很高兴，“就是要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不过王恪同志，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您说。”
“你这些想法——工业化的路径，人才的培养——很多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领导看著他，“你一个三十岁的技术干部，是怎么形成这些思考的？”
这个问题，上次也问过，但这次问得更深。
王恪知道，必须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领导，我留学美国时，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他说，“看到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再看看咱们的落后，心里很难受。回国后，在厂里工作，看到了实际问题，就更著急。”
“但光著急没用，要思考为什么落后，怎么追赶。”王恪继续说，“我就开始研究工业发展的规律，研究各国的经验。发现工业化不是简单的建工厂、买设备，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规划，要有体系，更要有人才。”
“所以你就写了那份报告？”领导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