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入秋。
北京的秋天本该是明净高爽的，可这一年的秋天，却来得格外阴鬱。连绵的秋雨从九月下旬就开始下，淅淅沥沥，断断续续，一直下到十月中旬还没停。天空总是灰濛濛的，难得见一次太阳。四合院里的那几棵树，叶子提前开始发黄、掉落，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被雨水泡得发黑。
王恪站在研究所办公室的窗前，看著窗外阴沉的天空，眉头紧锁。
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了。不是工作忙——虽然研究所的工作確实不少，第二代工具机的推广、自动化研究的深入、新材料工艺的完善，都还在按计划推进——而是心里有事。
前天，农业部的张同志又打来电话，语气比上次更加焦急：
“王恪同志，情况不太妙。『华丰一號』在华北几个省的试种，前期长势很好，但最近连续阴雨，有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病虫害。虽然比当地品种抗性强，但减產是肯定的了。”
“减產多少？”王恪问。
“初步估计，平均减產两到三成。”张同志嘆了口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关键是，今年气候异常，不只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好几个主產区都报告了灾害。有些地方是旱，有些地方是涝，还有虫害……”
王恪心里一沉。他虽然知道歷史上的1953年是个灾年，但亲耳听到这些消息，还是感到一阵揪心。
昨天，李司长也来了电话，说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更宏观的情况：
“王恪同志，最近各地的报告陆续匯总到部里了。粮食减產已成定局，具体数字还在统计，但初步估计，全国范围內减產可能达到一成半到两成。这意味著一千多万吨粮食的缺口。”
一千多万吨！王恪知道这个数字的分量。在那个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年代，一千多万吨粮食的缺口，足以让很多人挨饿，足以让很多建设工程停滯。
“国家有什么应对措施？”他问。
“已经在想办法了。”李司长说，“苏联那边答应援助一部分，但数量有限。其他渠道……也都在想办法。王恪同志，你那个香港的渠道，还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王恪没有马上回答。他需要计算，需要规划。
香港的捐赠渠道每个月能稳定输送两千吨粮食，这在平时已经是很可观的数字了。但面对一千多万吨的缺口，两千吨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他还有系统空间。空间里，新一茬作物又快成熟了。而且有了生態循环模块后，空间產出效率提高了不少。如果全部用来生產粮食，每月大概能產出三百吨左右。
加起来，每月两千三百吨。一年不到三万吨。
还是太少。
“李司长，我儘量想办法。”王恪最后说，“但我需要时间，也需要支持。”
“你需要什么支持？”
“运输渠道要扩大，接收点要增加，保密措施要加强。”王恪说，“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现在我们的捐赠是零散的，效率不高。”
“这个我来协调。”李司长说，“你儘快拿出一个方案。”
放下电话，王恪就开始思考。他知道，这次粮食危机，是对他这两年建立起来的整个体系的考验——技术革新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绝密项目解决不了民生问题。真正关係到国家稳定、人民生存的，是粮食。
而现在，考验来了。
十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一点。
王恪刚在研究所加完班，准备回四合院休息。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候来电话，绝对不是寻常事。
王恪接起电话：“喂，我是王恪。”
“王恪同志，我是老赵。”电话那头传来赵主任的声音——不是工业部李司长，是那个绝密项目论证组的赵主任，“你现在在哪里？”
“在研究所。”
“待著別动，车马上到。”赵主任的语气很严肃，“有领导要见你。”
“现在？”王恪看了看墙上的掛钟，十一点零五分。
“对，现在。紧急情况。”赵主任顿了顿，“关於粮食问题。”
电话掛断了。
王恪放下听筒，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赵主任亲自打电话，深夜召见，还是关於粮食问题——这说明情况已经非常紧急，紧急到需要动用他这条特殊渠道，紧急到需要最高层直接过问。
十五分钟后，那辆熟悉的军绿色吉普车停在了研究所门口。
还是那个沉默的军人司机，但这次车开得更快，路线更绕。王恪坐在后座，看著窗外飞掠而过的街灯，心里快速盘算著。
二十分钟后，车子开进了那个没有掛牌的院子。但这次没有去往常的会议室，而是直接开到了院子深处的一栋小楼前。
“请跟我来。”司机引著王恪走进小楼。
楼里很安静，走廊上铺著厚厚的地毯。司机在一扇深色的木门前停下，轻轻敲了敲。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那位书房夜谈的领导。
王恪推门进去。书房里，领导正站在窗前，背对著门，看著窗外漆黑的夜色。桌上摊开著一堆文件，茶杯里的水已经凉了。
“领导，王恪同志来了。”赵主任也在，他站在桌旁，脸色凝重。
领导转过身，指了指椅子：“坐。”
王恪坐下。他能感觉到书房里的气氛异常沉重。
“王恪同志，深夜叫你过来，是因为事情紧急。”领导开门见山，“粮食问题，你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一些。”王恪说，“各地减產报告陆续匯总，缺口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领导走到桌前，拿起一份文件，“这是今天下午刚收到的统计。华北、华东、华中，三大主產区全面减產。最严重的是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减產超过三成。初步估算，全国粮食缺口在一千五百万吨左右。”
一千五百万吨！比李司长说的还要多！
王恪的心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