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川，是曲林县部分藏族村寨特有的一种劳务输出方式，它是一些藏族群众利用本土中草药材，运用多年流传下来的乡土医疗办法，结合中医、西医、藏医和其它迷信、神鬼、风水等手段，前往我国西南、东南的城市、农村卖药治病，游医挣钱的一种现象和行为。最初前往外地游医卖药挣钱的目的地是sc省的一些地方，所以叫做“下川”，意思是从自家高海拔山区下往低海拔地方行医，或从寒冷的山寨下往炎热地带卖药挣钱，是为“下”。在解放前和旧社会时期，就有曲林县一些乡村的藏族群众，背负着或者畜驮着曲林产的中草药材，不远千里，前往四川卖药行医挣钱。他们结伴到达四川的某个地方后，就开始摆摊卖药。若这个地方中草药好卖，生意顺畅，他们就会一直再此卖下去，直至卖完为止。然后回家采药制药，准备足够中草药后，再次入川。若四川某个地方中草药难卖，本地患者不认可他们的诊治办法，这些下川者就会背负着中草药，又去另一个地方叫卖。直到卖完后，返回曲林。
解放前，由于交通不便，加之蜀道难，曲林乡村的部分藏族群众跋山涉水，负重下川非常艰难，一次所带的中草药有限，入川卖药行医后，往往辗转不到三四个地方，囊中草药已空，一年中，得往返入川三四次，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路途中。而四川地界又非常大，人口非常多，在下川者心目中，穿行于四川，就相当于来到了中国的心脏；走完四川全境，就等于走遍了中国。所以他们认为，下川就是走世界。及至后来，下川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时，曲林人们仍然改不了口，称呼这些去全国各地游医卖药者为“下川人”。
说来也奇怪，下川人从曲林县山区村寨的地边、田野、河边、山沟、小溪、山坡、草原、高山随便采集到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一土一石，均可成为治病良药。甚至一些动物骸骨、一把草木灰，也可入药。这些生长在曲林县漫山遍野动植物，被下川人采集，背负到四川，适当搭配，佐伍成方，就成为治疗当地患者的灵丹妙药，治愈了许多川人的疾病。四川好多地方的群众，也特别相信从曲林山区过来的这些草药，有的患者一服就灵，几付草药下去就能见效，颇为神奇。而四川本地同样名称的草药就没有这么灵验。这也是下川者在中国西南、东南的广大城市乡村有一定市场的原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对发展商品经济的限制逐渐放松，曲林县有下川传统习俗的藏族群众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去田间地头、高山草原、深山老林采集中草药，加工炮制，收拾行囊挑子，成群结伍进军四川，又干起了下川的行当。而曲林县下川的人众，又都集中在该县的东坪、巴吾、三宕、天池等四个藏族乡村里。
相传，药师琉璃光如来能除世间生死之病，能医治一切众生疾病，能为世人消灾延寿，能照三有之暗。药师佛发过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诸根，趋入解脱。愿度一切众生。一次，药师佛在东方净土化导众生，来到蜀地，见这片极乐净土上，众生祥和，万物盎然，却因此地湿气弥漫，雾瘴笼罩，黎民多病，延年蹇滞，动植物违和。遂在蜀地燃灯49盏，诵本愿功德经49遍，造五色彩幡49天，解除贪、嗔、痴、慢、疑等诸大毒，使众生免受痛苦，加寿延年。但东南一带人性的贪、恶等习性不能根本解除，这是导致一切病因的根源。而这些疾病的治疗法子，只能去大自然中寻找，由医者治疗有缘的病者。
当药师佛云游到曲林一带，见这里大山延绵，河流纵横，满山翠绿，松涛阵阵，遮天蔽日，百姓耕地少，生存条件恶劣，民众生活艰难。就在随身携带的宝瓶中抓起一把草籽，在空中撒向曲林大地，这无数草籽大部分降落到东坪、巴吾、三宕、天池等四个藏族乡村的地方。药师佛同时手指西南川地，诵经祈祷：让曲林这些藏族民众()
，用他撒下的草籽植物，医治西南川地群众疾病，祛除他们身心痛苦、邪气病恶、通经活络、平秘阴阳、远离败运、防病延年。使曲林有缘藏族群众在蜀地卖药治病的同时，增加收入度日。
正是应了药师佛的这个传说，东坪、巴吾、三宕、天池等四个藏族乡村的群众才信心百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助的去下川，而且在下川过程中顺风顺水，机缘巧合，治愈了大量川人疾病，下川人也因卖药治病鼓起了腰包。
在安南藏族自治州曲林县的下川队伍中，东坪乡青冈坡村的韩卜生是一位佼佼者。他既是阴阳先生，又学习中医治病，行走于阴阳两道。他下川卖药时，多种手段并用，观面相，算命，请来一方神仙，或安煞禳治，或做一场法事，或摆道场，向阴间神鬼问病求方，然后按药方配药抓药，卖掉自己所带的草药，给阳间人治病，屡屡灵验，见到奇效。因此，他下川游医时，卖药快，挣钱多，成为青冈坡村乃至曲林县先富起来的农民。
在青冈坡村开诊所的中藏医大夫周世泰，替父亲坐诊便民诊所三年后，也想去下川，去四川和祖国大西南走走，在游医过程中提高自己医术。他从未下过川，没有游医经验，就想去拜访韩卜生，向韩阴阳学习取经。
1996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二日，周世泰吃过早点，提着一壶10斤装的土酒出门，路过一家小卖部时，又买了一条红奔马香烟，一小盒春尖茶叶，走向本村的下川大佬韩卜生家里。
韩卜生今年43岁，个子不会超过1·6米，矮小的身子顶着一个硕大的头，或许是营养与生长素都集中到大头上，满头浓黑的头发非常茂盛，大背头直达双肩，而腿腰相对较细，脚也不大，小身子顶着大头走路有点吃力不稳，头重脚轻的感觉非常明显。从背后看，像一个纤纤做细步的小女人。如果韩卜生猛一回头，他满脸的络腮胡子会让你大吃一惊，好似给你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让你的非分之想顷刻跌入冰窖。
韩卜生头大聪明，满脑子智慧，但他的聪明在上学读书时没用上。读初中学数理化时，贮藏在他大头里的智慧更是与方程、函数、电磁、元素、分子等知识不能产生共鸣，他就想读天书一样，勉强上完了初中。韩卜生的聪明主要表现在，他能想到常人所不能想，当常人正向思维时，他往往是侧向思维或反向思考。就连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习惯，他也能否定，敢对着干。如每年除夕和元宵节之夜，农村群众都要去祖坟祭奠，烧纸上香点蜡，给先人跪拜一番。韩卜生别出心裁，他会买四节手电筒里使用的干电池，用细导线连接两个小灯泡，置入坟口的小门里，作为香蜡供奉。别人家坟口里的细香和小蜡烛，一会儿就烧完熄灭了，而韩卜生家祖坟里的两盏小灯光彻夜明亮。到天亮后，韩卜生去祖坟断掉细电线，关闭小灯泡，天黑时，再连接上。这样，韩卜生家祖坟的灯光会亮七八天，先人们会度过一个亮堂的新春，可谓孝心别致。
韩卜生的智慧还用在生产生活的小节上。一次，韩卜生家里有点邸宅不安，水土违和，父母亲隔三差五身体有恙，家里的两头大耕牛，一头口吐白沫，两角碰墙，半夜身体僵硬而亡。半月后，另一头耕牛又从山上滚落而亡。韩卜生请来自己的学艺老师——东坪乡旧庄村的刘先生。这刘先生深谙阴阳八卦，行艺较广，在东坪乡一带名声很大。刘先生到徒弟家里掐指一算，又在韩家老宅转了一圈，算出韩家住宅正厅的两根木柱上有个铁东西，正好钉在住宅下太岁向上鼻息的气脉处，引起天干地支连接不畅，君臣不和，人畜遭殃。韩卜生去正厅木柱观察，果然见到木柱上各钉有一枚长铁钉。这是去年腊月，为了熏制腊肉，父亲专门到村上铁匠铺打制的两枚8寸长的大铁钉，上面挂着两条大猪腿。
韩卜生找来铁钳、锤子，将两根大铁钉拔出，将少半猪()
腿剁下，下锅煮了。刘先生肉饱酒足后，供奉诸多神灵牌位，跪在供桌前，掐指捏诀，诵经安抚。刘先生诵经到紧要处，猛地敲动雷尺，要韩卜生宰2只公鸡祭奠各位神灵。韩卜生身无分文，根本无钱宰鸡，他灵机一动，在粮柜里取来2颗鸡蛋，对师傅说：“大鸡是鸡，小鸡也是鸡，鸡蛋是暗鸡，比大鸡小鸡干净。就用这2只暗鸡顶替2只公***。”说着，将2颗鸡蛋磕破，打进一个瓷碗里，放在供桌上。
刘先生一愣，停止诵经。等他回味过来韩卜生的话语时，不知是对是错，是成是否，就无可奈何的笑了笑，继续诵经。
韩卜生见师父未置可否，知道可以用鸡蛋顶替公鸡，就跪在师父后面敲打起木鱼。
由于韩卜生的身体优势主要在大头上，而大头里的智慧又倾向于歪门邪道，所以韩卜生初中毕业后，宁愿回家务农，也死活不上高中，他的学业就此终止。
回家务农的韩卜生受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影响，使他干起依靠体力的农活来非常吃力，除了力量太小，还经常跌跤，一不小心，背篼里的劳动果实就会沿陡峭的山路滚下悬崖。他大头里的智慧，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韩卜生为了弥补自己无缚鸡之力的弱点和劳作易摔跤的不足，凑钱买了一辆适于在山路上行走的“五羊牌”摩托车。除了在家里上厕所外，韩卜生的所有外出都有五羊摩托车相伴。所以，村上人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和摩托车在哪里，就知道韩卜生的所在。
韩卜生家的两头耕牛暴毙后，他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用购置耕牛的钱买了摩托车。当年春耕犁地时，别人要看韩家父子笑话，韩卜生根本没当回事，他说有现成的铁牛在家里，还担心什么犁地之事。父亲问铁牛在哪？怎么犁地？韩卜生当即改装了祖宗使用上千年的二牛抬杠木制铧犁，他用两根粗绳代替了架在牛脖子横杠的连接杆，在摩托车两轮连接处的坐垫前面国定了一根短钢钎，将两根粗绳捆绑在钢钎两端，犁地者双手执木把犁的部分不变。韩卜生骑摩托车在前，父亲双手执木把犁在后，韩卜生轻踩油门，父亲将木把铁铧犁压在常规土层深度，在摩托车的拉力下，父亲和铧犁跟在摩托车后面均匀犁地。在平地处犁地，韩卜生会将摩托车开得稍快，在坡地处则稍慢，在转弯处，父亲再不需要使劲往回扯犁抬犁，也不需要吆喝牛，更不需要鞭打慢牛，很自然的就转过弯了。
父亲见儿子改装后的铁牛犁地果然又方便又省力，且别人家三天才能犁完的耕地，儿子和他只用一天时间就可搞定，就不再责怪儿子了。韩卜生骑在五羊摩托车上，望着邻家田地里汗流浃背的耕种者，看着路过韩家责任田的群众眼里羡慕的目光，韩卜生骑在摩托车上的大头仰得更高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韩卜生参加村上一位亲戚长辈的丧事，他看到身穿袈裟，头戴僧帽的刘先生在灵堂里盘膝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一手不时挥洒着面前小盆里的五色粮食（小麦、大米、小米、荞麦、高粱等五种颜色的粮食混合在一起），又潇洒又受人尊敬。每念罢一道经文，都要吃喝一次。吃饭时，刘先生不但被奉为上座，面前的大鱼大肉也有别于其他客人。就这样在丧事上念念经，刘先生临走时，主人还要恭敬地呈送60至100元的辛苦费。这可比当曲林县上的一些局长以及东坪乡的书记、乡长强多了。韩卜生看在眼里，专程提着两束腊肉到刘先生处拜师，刘先生收下了这位有文化的年轻徒弟。一旦有红白喜事或盖房乔迁等事，刘先生在主人的邀请下，会带着韩卜生做些法事。韩卜生无非是敲锣打鼓，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混吃混喝。至于有没有得到刘先生真传，不得而知。反正韩卜生自己另起灶炉，单独行艺时，本村及周边群众很少请他做法事。韩卜生这位半拉子阴阳先生觉着很屈才。干农活吃不了()
苦，尚未跨入阴阳两界的韩先生在本地又行不了法事，在这种情况下，韩卜生只有下川了。
韩卜生刚开始下川时并不顺畅，一次下川，行囊里的草药得八九个月才能卖完，一年也就下川一次，至多走两趟四川，除去吃住行，卖药所得收入所剩无几。两三年下来，手里仍然没钱，权当去外面见了世面。
八十年代末，年轻人盛行戴电子手表。听说香港的电子手表极便宜，不按个数卖，按公斤数称重卖，一公斤电子手表不足100元，按个数算，一块电子手表仅值2元多钱。下川不顺的韩卜生动心了，因为在当时的曲林县城，一块电子手表要卖50元钱。如果将香港的电子手表称买50公斤带过来售卖，就发大财了。
韩卜生从成都出发，经过数次转站，先来到广东。后经广东“蛇头”介绍，花了些钱，最终到达香港。
香港的电子手表的确便宜，照相机也不贵，但当时香港尚未回归祖国，楚河汉界非常清楚。从香港购买一两件东西带回曲林尚可，要采购50公斤电子手表回来，根本不可能。眼看在香港逗留时间将到期，韩卜生大脑袋转了几转，在自己的所有衣袋里、裤裆里、鞋子里、帽子里、贴身衬衣里都装满了电子手表，估计有5公斤，而手提袋里只装了广东海关规定的不超过10块表。
韩卜生多次走过四川，也经常乘坐班车、火车，他知道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并不搜身。他从广东走香港时，出口检查人员也未搜身，他回来时的这一招应该能蒙混过关。谁想从香港出来进入深圳时，出港人员被检查的特别严细，韩卜生身上隐藏的所有电子手表都被查出没收。不仅如此，韩卜生还被广东警方羁押了半个月，之后遣返回曲林。倒是手提袋里的10块电子手表安然无恙的跟随韩卜生回到了曲林。
再次回到上湾的韩卜生身无分文，只有10块电子手表。这时，韩卜生已经30岁了，这在农村已属大龄青年，村上的适龄姑娘无人嫁给他。最后，韩卜生以这10块电子手表为嫁妆，以倒插门的方式将自己从上湾村入赘到青冈坡村康泰来家，做了康泰来大女儿康红梅的上门女婿。
周世泰坐在韩卜生家客厅组合式转角沙发上，与韩卜生交谈着。因为刚过完元宵节，韩卜生家里的熟腊肉是现成的，康红梅一会儿就热好，端出来放在茶几上。韩卜生还拿出一瓶泸州老窖头曲酒，与周世泰对饮。泸州老窖头曲酒在曲林县被称呼为“老县长”，意思是只有县级干部才能买得起喝得起此酒。这在大部分干部群众喝散装酒的时期，韩卜生用“老县长”招呼周世泰，足见周大夫在韩先生心目中分量不轻。
曲林县的下川人绝大部分没有学习过医药医疗知识，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识字，全凭自己的判断和运气卖药治病。他们也渴望掌握一些医疗知识，既用于诊治病症，也使自己在与患者的交谈中显得内行。所以，青冈坡村的下川人对便民诊所的周神医都很尊重，都想从他那里讨教一二剂秘方。
酒量不大的韩卜生几杯酒下肚，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道：“自从与康红梅成婚后，我的下川事业也顺当了。我之前算过，也到师傅那里问过，我属兔，康红梅属狗，我大红梅7岁。卯兔与戍狗六合，乃上上等婚配，干任何事皆成。
“我重新干起下川行当后，可谓时来运转，财源滚滚，只五六年光景，就发了财，盖了现在住的这座房子。我再次下川时，在刘先生处学到的阴阳八卦手艺也派上了用场，并且屡屡应验。最得意的一次是1993年初秋在绵阳地区下川。那次下川，我先在平武县城摆摊卖药，只一月时间，所带草药就要卖完了，仅剩2斤左右的干黄刺根。我卖药收入已达到9000多元。我想取道坝子乡，在那里看望一位老朋友，然后回曲林。